解读中国道路的五大特性

作者：郭万超      文章来源：《党建》杂志

　　　　　　　　　　　　　　　

北京市社科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郭万超观点：

○自主性：中国道路是立足中国国情自主探索出的，具有浓厚的本土化特色。

○人民性：中国道路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最大限度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

○实践性：中国道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其顺利成长的基本原因。

○整体性：中国道路坚持“五位一体”的有机统一，从而实现了发展合力最大化。

○稳定性：中国道路的关键秘诀是科学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8·19重要讲话中指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中国道路作为当今世界大国发展路径的最新探索，还处于发展完善之中，其外在现象容易变化，而内生属性则相对稳定，这些独特属性是中国道路的根本优势和生命力所在，是它的内在生长点。只有从深层揭示中国道路的内生特性，才能科学认识它发展为成熟模式并超越西方的真正动因，自觉增强自我矫正、自我发展能力；才能消解因停在现象认识而产生的观点冲突，确立中国话语权；才能利于他国借鉴中国道路的精神实质，避免照抄照搬。

 

一、自主性：中国道路是立足中国国情自主探索出的，具有浓厚的本土化特色

中国道路深植于中国大地，绵延深厚的中华文明、大国地位、社会主义制度等是其独特性的生长根源。

邓小平同志早在1982年就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他还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中国道路是自身内部因素主导生成的，不是直接移植的。在世界现代化大潮冲击下，中国主动地进行了适应性变革，但这种变革立足中国国情，是从中国的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等出发的。从改革的指导思想看，马克思主义虽源于西方，却是被中国化的；从其领导力量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化的政党。有一位外国记者问毛泽东：你自己究竟首先是中国人，还是共产党人？毛泽东的回答是：你这个问题等于问我，是先有父母还是先有儿子？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改革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自生的独特思维和文化。如，既不搞完全看不见的手，也不搞完全看得见的手；强调开放，注重在什么领域和以什么样的速度开放。这些做法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智慧。此外，带有家族性的民间企业，在改革初期弥补了社会信誉的缺失；家庭作为社会单位，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教育和社会保障功能；东方式节俭使长期高储蓄和高投资成为可能；而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则有力平衡着市场经济初期出现的金钱至上和道德滑坡。

中国道路是引进、吸引、消化外来经验，而不是照抄照搬。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取得成功。在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最关键的是拒绝了新自由主义。中国借鉴国外经验，留下了自己的特色和创造，比如联产承包制、温州模式、经济特区、乡镇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

 

二、人民性：中国道路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最大限度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作为劳动者的人也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而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下，劳动者只是被动的、消极的因素，仅被看做一种普通的生产要素。这也反映在西方经济理论中，西方经济学以一个极其简单化的经济人假设，把人排除出经济发展之外，用物的所谓最优化配置代替了人的能动性的关注。实际上，人是经济发展的本源，是人支配物，不是物支配人。

经济人假设适应了资本主义的需要，但其缺陷显而易见，更不符合社会主义和东方文化价值观。西方经济学对人的认识的狭隘性，严重窒息了经济学的发展。尽管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涉及人的更多要素，但由于回避马克思关于人的科学观点与认识方法，还是无法解答经济发展之谜。

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确立关于人的科学观点；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成为自己发展的主人。恩格斯曾经考察过历史发展总合力问题。但是，在剥削阶级社会，人的活动具有自发性、冲突性，缺乏相互协调、缺乏主动精神，因而常常使人的能力相互抵消，减弱了经济社会发展动力。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的主体地位才得到了尊重，人推动发展的行为从自发转变为自觉，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可以实现人的发展合力最大化。

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提出并真正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找到了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中国道路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把全体人民的一切潜能都最大限度地集中到发展上来了。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中，人不仅仅是经济要素，更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不仅仅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对发展有贡献，还包括其他一切领域的人；不仅仅是原子化的孤立的只追求一己私利的个体，而是具有共同利益的整体——人民。这种对人的理解完全超出了西方的眼界，除中国好像没哪个国家能做到。这除了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从文化基因看得益于中国的人本思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中国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中国道路的首要优势。

 

三、实践性：中国道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其顺利成长的基本原因

中国道路是在长期发展与改革实践中演进而成的。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为基础，坚持以“摸着石头过河”方式推进是中国改革的鲜明特色。

与苏联、东欧国家迄今的实践很不相同，中国的改革走过了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中国将许多问题都留给实践，具体的目标、步骤、方法等都是在不断对一系列难题作出选择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

中国的改革走过的道路是一条渐进、迂回、给基层以极大自由度、力求从局部突破、不断试验的道路。一些专家也认为：中国道路具有一种明显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理性、计算和繁复的方程式在这里不起长期的、支配性的作用，相反，先行一步、大胆实践具有极高的价值。

北京共识的提出者乔舒亚·库珀论述到：中国道路“有足够的灵活性，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分开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哲学观”。

可以说，中国道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其顺利成长的基本原因。1971年，美国《科学》杂志把毛泽东的农民和游击队革命斗争实践理论列为1900~1965年62项“社会科学中创造性成就”之一。今天，中国的发展实践恰如其革命一样富有神秘色彩，其蕴含的发展实践机理在某种程度上将改变世人的发展思维，总有一天会被西方理解。

 

四、整体性：中国道路坚持“五位一体”的有机统一，从而实现了发展合力最大化

人是发展的元要素，也是构成社会有机体的元要素。人的历史发展合力是人的各种派生要素，如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动力系统，在社会有机体中相互作用融合的最终结果。达成人的发展合力最大化，需要在正确分析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对社会有机体的各种要素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实现社会有机体合力最大化。

个人主义是西方社会主流社会思潮和运行的基础，建立在其上的发展模式的一大弊端是割裂了社会有机体各部分的内在联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形不成整体发展的合力。这也反映在西方经济发展理论中，这种理论以“解构”的方式把经济增长看作某些因素的变量。虽然解构能使研究者看到事物的每个构成，但是，如果孤立地观察、理解每个“构成”，势必不能从整体上了解这些“构成要素”的真正的功能性作用。

西方个人主义社会形成的是一种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下，个人自由决策与市场自发调节被认为可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效益最大化。在这种社会，任何对人与人关系的自觉调节、对社会整体的引导都是多余的，政府的角色也就是守夜人。

欧美先发国家之后的新兴经济体对发展模式进行了创新，形成了与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模式不同的东亚集群主义资本主义模式，而中国在扬弃以上模式的前提下创造出了集群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道路以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为指导，避免了之前那些模式的弊端，最大可能地减少了发展成本，实现了社会有机体的整体发展合力最大化。

中国为发展所进行的整合与动员方式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是一种自觉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方式，同时也是吸取了之前各种发展模式的长处的综合方式。它的优点在于很好地把握了个人活力与集体理性、社会理性的均衡。这种整合方式最大可能地把所有力量都集中到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上来了。集中精力做最重要的事情，或者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这是中国道路的另一个重要特质。

 

五、稳定性：中国道路的关键秘诀是科学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彼得·诺兰教授在《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一书中写道，“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完整的哲学，把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一种源于统治者、官员和老百姓的道德体系的深刻思想结合在了一起”。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中国过去30年从农村向城市移民达2亿人（西方几百年才移民几千万），但没发生内乱，这主要归于政治和社会稳定。

中国的制度成长总体上看，是以尊重实践的渐进方式进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关于制度变迁的唯一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掌握的，这就是制度变迁中绝大部分是渐进的。”中国的改革是以发展实践效果为导向的，这使它多多少少像个随机行走的过程。这种改革的优势是具有阻力小，易突破，成本较小的优势，因此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事情。

制度成长渐进性主要是由三个方面决定的：首先，路径依赖和制度多样性是制度成长的重要特征，因此制度成长不是一个激进式简单照搬的过程，而是一个在社会有机体中自然演进的适应性渐进过程。其次，制度成长不仅涉及利益冲突，更重要的是它要受到历史、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等许多重要因素的严重制约。而文化认知模式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后，在演化经济学家们看来，所谓制度就是人类惯例化的行为模式，在很多情况下每个社会成员对其行为是不假思索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因而是习以为常的，而这种行为模式又是长期日常交往所发展的社会行为技巧。当然，这里所说的渐进，只是一个与激进相对的概念，并不是制度成长越慢越好，一般其速度应以实践效果为标准。

中国道路的关键秘诀是科学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中国创造了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大的奇迹，其背后也必然隐藏着许多人没有认识到或没有引起重视的中国规律。●

（来源：《党建》杂志2013年第9期）（作者系北京市社科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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