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2/第3期
管晓刚1，2，吕立邦2
(1．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太原030006;2．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太原030006)
摘要:技术批判是马克思创立实践哲学的基础，它不仅催生了马克思对传统实践哲学的根本变革，而且凝聚着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技术批判;马克思;实践哲学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062(2012)03－0056－05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对西方传统实践哲学的根本变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曾明确宣称自己的新哲学与旧哲学的决裂:“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02从总体上讲，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出发点是人的现实生存与自由全面发展，着眼点在于本质上是实践的全部社会生活，聚焦点则是对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的技术批判。正是因为敏锐地捕捉到了机器大工业对生产方式、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带来的革命性影响，马克思找到了“改变世界”的根本手段———技术，进而以技术为基点展开了对生产、经济、政治、道德、文化等全部社会生活领域的哲学批判，并把自己的实践哲学建立在这一批判的基础之上。把技术批判引入实践哲学，即意味着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1］525而这种技术批判的实质，就在于把技术视为人的本质或人的本质的表现，“赋予它同人的本质乃至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相关联的一切社会形式，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的本质等等相一致的意义”［2］，把人类的历史与工业和交换的历史即技术发展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一 技术批判催生了马克思对传统实践哲学的根本变革
从理论来源看，以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实践哲学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真正促使马克思实现对传统实践哲学根本变革的，是把现实技术实践活动纳入哲学的视野，并以此为基点来深入解析人的现实存在和社会历史发展。
亚里士多德将人类活动划分为三类:理论(理论思辨活动)、实践(道德实践活动)和创制(劳动生产活动或技术活动)。理论思辨活动把握的是永恒普遍的原理，道德实践活动与劳动生产活动则与变动不居的东西打交道。同时，劳动生产活动以自身所生产的劳动产品为目的，因此不是自足的、以自身为目的的实践活动;而道德实践活动则始终把追求和实现自身的善作为目的，它自身的活动即是它自身的目的，主要体现在政治与伦理生活之中。他把知识区分为三种形式，即自然之知、技术之知和德性之知，并认为只有用以处理公共事务和个人生活的实践智慧才真正称得上实践。可见，亚里士多德把人的劳动生产活动或技术活动排除在实践之外，实践就等同于道德活动;同时，人的道德实践活动还仅仅停留在经验习俗的范围内，对其所遵循的普遍原则的反思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因为我们无法通过对具体实践活动的探讨而获得普遍原理。
康德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哲学，即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前者关涉自然概念，在现象界范围内展开，其中起立法作用的是知性;后者则关涉自由概念，在本体界的范围内展开，其中起立法作用的是理性。康德指出，决不能把这两种实践混淆起来，“……如果规定因果性的概念是一个自然概念，那么，诸原则就是技术实践的;但如果它是一个自由概念，那么，诸原则就是道德实践的……”［3］。即是说，严格意义上的实践概念应当属于实践哲学或实践理性的范围，但流俗的见解把现象界范围内的活动也当成实践，如此就不得不区分出两种不同意义的实践活动:一种是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即科学技术或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另一种是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即道德或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同时，康德坚持先验道德论，强调通过实践理性构建起来的先验自由王国不掺杂任何经验成分，其整个道德形而上学即是这个自由王国的展示。对自由的因果性与自然的因果性加以区分是康德的历史功绩，因为这就在理论哲学的身旁为实践哲学留下了地盘，从而也把西方实践哲学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这种区分又使他的实践哲学陷入了困境:一方面，康德哲学的二元论特点使其无法把本体界与现象界真正统一起来;另一方面，把先天的道德法则或理性立法置于意志的自由之前，也就使自由成了一个空洞的字眼。与亚里士多德一样，康德也把技术实践或生产劳动排除在道德实践活动领域之外，而且这一分离状态在纯粹理性自身分化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后愈发凸显出来。黑格尔曾经明确指出，在康德那里，“正如理论理性同客观的感性材料相对立，同样，实践理性也和实践的感性、冲动、嗜好等相对立。”［4］也就是说，康德的实践概念实际上已经远离了人的基本的、具体的和历史的实践活动。
把技术实践活动与道德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分析人的整体实践活动的首创者是黑格尔。黑格尔认为实践实际上就是精神通过“与自身相关的否定性”，不断展开自身、实现自身的形成过程和自我运动。也就是说，对精神而言，它的形成过程和自我运动就是实践，就是劳动，“推动精神关于自己的知识的形势向前开展的运动，就是精神所完成的作为现实的历史的工作。”［5］在他看来，精神之为精神，恰恰在于它的本性是实践的，这也就为历史的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论述了劳动在主奴意识中作为实践的中介意义，并强调只有在劳动中才能真正意识到劳动主体的自由本性，因此人的本质就在于劳动并在劳动中得到自我确证。也就是说，劳动在人完善自身的斗争中、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劳动是对象性的活动，劳动的对象化是对象性的丧失，对象性活动成了异化的力量。劳动的对象化实际上就是劳动的异化，异化是对象性的不断扬弃。因此，辩证法最根本的含义不是体现在抽象的、与人分离的自然中，而是体现在人改造自然的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劳动生产或技术实践上。当然，由于黑格尔把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纳入普遍的形而上学原理之中，他所谈及的人的实践活动只是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超验、抽象的表现，因此，人的感性存在与实践哲学理论就始终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实践哲学就不可能实际地干预事物发展的进程。这样，黑格尔的实践哲学就仍然未能逃脱传统实践哲学的窠臼，“当思辨在其他一切场合谈到人的时候，它指的都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抽象的东西，即观念、精神等等。”［1］265
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实践哲学时，充分吸收了西方传统实践哲学的优秀思想成果。他继承了康德关于实践哲学优先于理论哲学的基本思想，并把实践与人的自由本性、追求关联在一起，但不赞成康德把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割裂分离开来;他吸收了黑格尔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不同意黑格尔抽象的精神劳动，而是把辩证法置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即现实的劳动的基础之上，使人的历史性存在获得了现实基础;与此同时，他也不同意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关于实践概念的褊狭观点，即仅仅把实践解释为伦理、政治领域的活动，而是继承了黑格尔统一的实践概念，主张把经济领域和其他一切领域的活动都理解为实践，把康德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和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统一起来。但是，很显然，西方传统实践哲学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即现实技术实践在哲学思考中的历史性缺席。人类的实践是一种整体性实践，包含多种实践形式。尽管黑格尔把技术实践活动纳入到了统一的实践概念之中，但他的技术实践活动只是一种抽象的精神劳动，而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则干脆直接把技术实践活动排除在外。这一方面是由于哲学家们的理论视野、思维方式所限，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技术实践的发展水平较低，技术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根本作用尚未得到凸显，实践还主要表现为一般的生产劳动。
当历史发展到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时，以技术的革命性变革为先导，产生了人类有史以来最蔚为壮观的工业革命:飞速发展的生产力与急剧变革的生产关系，机械工厂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人的全面异化和新形式的阶级斗争……;总之，人的存在方式在这一历史性境遇中被充分揭示出来。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关注人以及人的现实存在的意义，关注历史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技术必然会进入他的哲学视野并成为其关注的焦点。正如他自己所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6］马克思充分肯定了技术的重大社会功能，以及技术在人的存在和历史发展中的首要地位，把技术置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社会管理的调整、政治制度的变革、世界市场的建立、城乡对立的形成、异化劳动的产生、道德生活的堕落、新阶级斗争的出现等等人的现实存在的广阔背景之中，以技术为基点对人的全部社会生活领域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批判，并把这一批判作为自己实践哲学的基础，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实践哲学的根本变革。
二 技术批判凝聚着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核心理念
马克思之所以赋予技术特殊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在他看来，技术最全面也最深刻地展现了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它不仅是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而且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更是复归人的本质即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既然技术就是人的本质或人的本质的表现，而实践哲学的出发点是人的现实生存与全面发展问题，那么，技术批判就构成了实践哲学的逻辑起点，并凝聚着实践哲学的核心理念。
第一，人的现实生存是实践哲学关注的基本问题，而技术在生存论意义上具有根本性。人类起源有其自然史前提，但由这个前提而导致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的决定性因素则是最初的技术实践。在马克思看来，建立在技术基础之上的生产劳动构成了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因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显然，不管是简单的石器还是高度精密的机器，技术永远是实践活动的支柱。人类从事技术实践的历史可谓久远，它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同时，技术也是人与自然统一的现实基础。如果我们把工业即技术看做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与人的自然的本质就会达到统一，“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193法国哲学家阿克斯劳斯认为技术是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关键和核心，唯有同时深入研究马克思对技术之意义的理解和对马克思主义之意义的理解，才能有一种清晰的哲学认识:首先，马克思的哲学是关于人类活动的哲学，只有技术才能满足人类活动的需要并创造出新的需要;其次，基本的技术活动本身即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最初活动;最后，通过创造事物来满足人类需要的活动即是人作为人的活动的开始。应当说阿克斯劳斯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正是人的满足生存需要的实践活动以及人在历史活动过程中对物质生活资料永无止境的需求，决定了技术成为不可或缺的东西，赋予了技术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根本性。
第二，人类社会历史进程是实践哲学展开的具体情境，而技术在社会历史变迁中具有首要性。在马克思看来，技术实践在自然进化、社会进步与人类文明的整体图景中具有首要地位，其突出表现就是技术实践在社会制度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形态的历史更替中所具有的根本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527也就是说，技术作为社会形态更替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类走向最终的“解放”即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基础。在考察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时，他们进一步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1］532－533这里的“生产方式”、“工业阶段”、“生产力”以及“工业和交换的历史”显然是包含在技术实践范围之内的。对于技术的首要性，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曾经作过一个经典表述:“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602美国著名学者N．罗森伯格指出:“马克思之所以对社会变迁分析框架的研究硕果累累，主要原因是他自己本身就是个认真的技术研究者。很明显，他不仅完全意识到而且坚持技术的历史重要性和社会影响，还花了很多时间和力气来描述技术的独特特征，他试图揭示并详察各种技术之间的内在逻辑。”［7］
第三，全部社会生活是实践哲学具体的研究对象，而技术在诸多实践维度中具有涵括性。尽管学界对于实践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关键意义并无异议，但对实践范畴的基本范式还远未达成共识。一方面，对马克思实践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分离状态，要么依然在传统实践哲学的语境中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未能向下深入到技术实践的问题域，要么仍然在技术哲学的视域中讨论马克思的技术思想，未能向上提升到实践哲学的层面。另一方面，在对马克思实践范畴的解释中存在诸多争议，形成了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生存论、交往论等多种维度，尽管均赞同统一的实践概念，但在多种实践形式的统一基础上莫衷一是。实际上从马克思实践哲学形成的理论来源和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其区别于传统实践哲学的关键就在于技术批判的引入。马克思眼中的实践是一种以技术实践为统一基础的现实整体活动，作为人类最基本实践活动形式的技术包含着多重维度:从认识论的维度看，技术既是认识的来源，又是认识的条件，作为一种实践性知识体系，它不仅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而且还决定着各种社会意识形式;从本体论的维度看，技术直接地植根于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发展中，在人类文明、自然进化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具有首要地位，在社会制度变迁和社会形态更替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从价值论的维度看，回归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和全面性，实现全人类的进步、发展、解放和自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追求的终极目标，而技术不仅是人类走向最高自由目标不可或缺的原动力，同样也是克服异化的现实有效的途径;从生存论和交往论的维度看，作为人与动物相区分的标志，技术是人类本然的生活方式，这种本然性一方面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社会交往上;从人类学总体性活动的维度看，技术首先存在于人的生产劳动之中，进而被涵括在人的所有现实活动中，体现出一种整体性的特征。
第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实践哲学的终极关怀，而技术与人的本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真正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不是意识、宗教或别的什么，恰恰是人的技术实践活动。因此，真正的实践哲学是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的技术实践活动出发的。马克思把技术实践看做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因为它不仅体现了人的本质，而且是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原动力。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工业的历史及其对象性的存在最明确不过地表现着人的本质力量，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192。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实践形式———“机器和大工业”———的分析中，马克思从人的历史性存在中把握机器的发展，并从人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申出机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他强调作为整个机器大工业基础的现代技术的本质是直接与人的本质联系在一起的，已经完全展现为人的生存境遇。这样，人的存在方式就在这一历史性境遇中获得了充分的揭示:一方面，随着现代技术的本质在工厂制度中的完成，人的自我异化在这一境遇中愈发凸显出来;另一方面，如果现代技术的本质展现出来，那么整个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新以及工人的全面流动性等都作为无法克服的自然历史规律为自己开辟着道路，这无疑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彼岸世界的梦想，技术实践的发展已经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正是通过赋予技术实践这样的内涵，马克思不仅把技术实践与人的自由本性、追求关联在一起，而且成功地实现了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统一。
三 结语
对技术的哲学意义的理解，构成了马克思实践哲学思想的核心与关节点。一方面，马克思从“批判的武器”的意义上来理解技术，对西方传统实践哲学一贯漠视的现实技术实践活动进行了深入研究，从基于技术的生产方式出发，全面揭示了技术在人的现实生存与发展中的根本作用，从而把哲学直接与技术联系在一起，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基础上构筑起自己的实践哲学。另一方面，马克思还从“武器的批判”的意义上来看待技术，赋予技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首要地位，关注生产、经济、阶级、政治、道德、文化等具体生活领域，把人的全部社会生活作为技术批判的对象，并因此找到了“改变世界”、克服异化、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途径。正是由于马克思把实践哲学建立在技术批判的基础之上，技术批判也表征着其实践哲学的内在特质:第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在马克思看来，在技术所导引的人类文明中，人的进步和发展是以其自身多样化的异化得到表现的;而异化的克服、人的彻底解放的实现，应当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巨大增长为前提，即以技术的发展为动力和杠杆，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第二，唯物史观的基本哲学立场。马克思把对技术的考察置于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进化的总体历史过程之中，不仅从技术内史的角度深入研究了技术的历史发展，而且以技术的发展为基点来分析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哲学立场。第三，辩证的整体主义思维方法。技术决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一个纯粹的领域，相反，它与生产力、生产方式、科学、道德等其他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发展一起构成了整体社会的具体内容。马克思把技术纳入与生产、经济、科学、管理、政治、文化、道德等各种社会现象辩证联系的现实场景之中，不论是对技术本身所进行的微观层面的分析，还是对社会系统所进行的宏观层面的理解，都表现出一种整体主义的视野。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不仅使自己的实践哲学真正与传统实践哲学决裂，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哲学的发展。一方面，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坚持马克思实践哲学传统的同时，更进一步地把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推进到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等各个领域，从而造就了以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芬伯格、威廉斯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思想家;另一方面，以技术的社会与哲学批判为特质的实践哲学也在技术哲学领域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工程学的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传统。因此，马克思实践哲学在哲学思维方式上所实现的根本转变及其深刻内涵与革命意义，只有在技术批判的语境中才能得到正确解读和全面揭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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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6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20．
［7］那坦·罗森伯格．作为技术研究者的马克思［J］．教学与研究，2009(1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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