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踏入山西大学的时候，我的心情既不激动，也不愉悦。当年高考需要在考前报志愿，我在未被第一志愿录取的情况下，直接被“打到”最后一个志愿，山西大学，而且是没有人报考的专业——哲学。要不是我有一位高中特别要好的朋友要去山西大学对面的司法学校上学，我会选择复读、从而失去与山西大学的缘分。可以说，我是带着一种失望的情绪进入哲学系的。到现在已经整整30年了，我对山西大学的感情从排斥到认同，再到感恩，经历了多次转变。这些年来，我一直活跃在哲学领域，从事逻辑学研究，对山西大学哲学系给予我的教育，我满怀感激之情。

从高中进入大学，我感受最深的是山西大学自由的气氛。因为对哲学专业有一种抵触的情绪，我在第一学年去中文系、历史系、信息管理系（之前的图书馆系）等听了不少课。授课的老师们都很友好和宽容。让我记忆犹新的一次是，中文系的一位老师得知我是哲学系的旁听生后说，中文系的学生更应该去旁听哲学系的课。这让我这个哲学系的“叛离分子”着实震动了一下，开始重新思考哲学的学科性质。从第一学年的下半学期开始，在薛勇民老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上，开始接触费尔巴哈、费希特等哲学家的思想，我对哲学慢慢产生了好感。随后的西方哲学史课程更是让我领略了哲学家们深邃的思想和严密的论证，课程根据时间跨度先后由宋炳延、安希孟两位老师讲授。他们两位的教学风格迥然不同，但我都非常喜欢。魏忠禹老师带着我们读中国哲学经典，开篇的周易、他那娓娓道来的授课方式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武高寿老师的形式逻辑、毕富生老师的数理逻辑更是为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他们写在黑板上的推演总是让我着迷。我没有想到哲学史上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发明出一种人工的形式语言来避免自然语言的歧义，用它精确地表达我们的思想，从而找到我们思维的规律，获得判断推理或论证是否正确的标准。逻辑学是研究思维本身的学问，而思维则是我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的活动。我被逻辑学的这一学科的独特性深深的吸引。回顾所学的西方哲学，我开始有意识的用一种批判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哲学家们的理论，思考那些理论的前提或预设、可能的逻辑后承，思考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我突然感到，逻辑学赋予了我看待问题的一个全新视角。我被逻辑学的简洁、优雅、精确之美所吸引，于是，开始了我的逻辑之旅。

大学的四年生活很快就过去了。除了找到自己的学术兴趣，我也结交了很多朋友，他们有来自哲学系，也有来自其他院系，成为我终身的知己。据说，当年的92级，老师们并不看好，原因是我们比较散漫，没有纪律性。幸运的是，系里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提高我们的纪律性，大部分老师上课照旧不点名。我理解，这是哲学系所特有的一种宽容学风，习惯了以一种开放的态度面对中西、古今众多哲学家的思想，自然形成了海纳百川的胸襟。大学期间，我感觉读书的时间十分宽裕，可以整天泡在图书馆。当时的大学，好像还没有内卷之说，也不怎么强调绩分。我很幸运在大学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后来能够继续探索。

武高寿老师的形式逻辑使用的教材是金岳霖先生的《形式逻辑》，我因此也开始注意金岳霖其人。后来决定报考社科院的博士生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安希孟老师课上讲到基督教的内容，得知我感兴趣后，他向我推荐了英文论文，我记得那年暑假期间带回家去读。毕富生老师课上使用他著的《数理逻辑》，跟我讲他在南京大学跟随莫绍揆先生的学习经历。此外，还向我推荐了王宪钧先生的《数理逻辑引论》。对于我报考硕士、博士的选择等，毕老师一直倾力支持、积极推荐。山大哲学系老师们的做人、做学问的态度，一直影响着我。能在年轻的时候、遇到这样的好老师，真是人生的幸事！后来社科院博士毕业，因为家庭原因未能回到哲学系，我十分感激郭贵春老师（时任校长）、乔瑞金老师（时任系主任）的理解和支持。

离开太原，我辗转开封、北京、阿姆斯特丹学习，最后回到清华大学工作。我的逻辑之路经历了不少坎坷，让我能够坚持下来的依然是在大学就开始的梦想。我现在也成了一名教师，在清华大学给本科生上课，带着研究生做科研。尽管清华大学的学生个个都很优秀，但我知道，老师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对他们的成长和成才至关重要。我时时想起山西大学的老师们，以他们的为人态度去对待周围的每一位学生，鼓励学生们找到自己的兴趣，支持他们追逐自己的梦想。若我还算一位合格教师的话，这要归功于我在山西大学四年学习过程中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教育的真谛，也许就是这样的“润物细无声”。

2月15日那天读到90届师兄齐伟的小文章，祝贺母校哲学学科进入双一流。从他的文章中，我得知当年哲学系竟然如此之困难，顶着哲学系被撤掉的压力，幸存下来。能从那样的状态发展到今天，哲学学科进入双一流，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想感谢所有为此付出心血的老师们！今年正值母校120周年华诞，哲学学科进入双一流是山西大学收到的最好的礼物。我衷心祝愿哲学学科以此为契机，更上一层楼！

（清华大学哲学系 刘奋荣 于2022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