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3年2月17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分析哲学史研究”课题组举办“中国分析哲学史研究线上系列讲座”第八场学术报告，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段伟文主讲，主题为“从自然辩证法到科技哲学：居间知识的专业化和实践化”。项目首席专家江怡教授主持讲座，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尤洋教授为点评嘉宾。

在讲座中，段伟文首先描述了从自然辩证法到科技哲学在我国的历史演化过程。他指出，自然辩证法和科技哲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它们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学术哲学，而是具有百科全书的味道。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刚刚兴起。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重工业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以及工业革命的组织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的集体组织方式一拍即合。当时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有着极高效率，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引导人们开始研究在其背后发挥指导工作的哲学。这种哲学在当时的苏联是“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在中国就是“自然辩证法”。

20世纪中国分析哲学史研究”课题组举办“中国分析哲学史研究线上系列讲座”第八场学术报告

段伟文指出，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科学”既被当作一种知识，又被当作一种上层建筑或者意识形态。因此，就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引入历史唯物主义一样，于光远等人将“自然辩证法”研究纳入了国家的科学规划，旨在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之间引入这样一门学科。1956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组，一个重要任务是面向知识分子，让自然科学家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来研究科学。因此，自然辩证法在我国的早期形态是我党用来联系科学家中的先进分子的思想武器，是要建立一个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盟。通过让自然科学家学习自然辩证法，拉近自然科学家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距离。段伟文指出，“自然辩证法”在我国一开始是作为党与科学家之间的思想中介，扮演的是“居间者”的角色。

段伟文指出，正是基于这样的指导作用，20世纪50-60年代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者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自然科学、自然界中的知识以及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进行概括和总结，是要按照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去找到现代科学证据去证明自然辩证法的正确性。所以，他们当时收集整理了各门自然科学的资料，翻译了很多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相关的国外资料。历史地看，这些基础性工作类似于一种社会思想运动，在那个书籍种类贫乏的时代承担了科学普及的功能，也成为普通中国人了解科学、了解自然规律的重要窗口。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然辩证法被作为一个思想武器，探索既有的科学认知和思想观念。因而，自然辩证法实际上扮演一种关系之中的居间者角色，起到了调节国家和科学共同体之间关系的作用。段伟文认为，不论是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还是自然界的辩证法或者是科学与工程的辩证法，到了70年代中后期，发展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论和科学技术观。这是对哲学与科学关系的重新思考，经过论证后形成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这就把科学从一种知识的准意识形态、一种指导科学的思想、一种可能与上层建筑有关的东西里面划分出来，科学就变成了一种生产力。1978年后，国内开始出现哲学科学化的倾向，即完全从科学化的角度来讲哲学。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对哲学和科学的关系进行反思，并在学习了解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基础上，开始从事我国的科学哲学研究。然而，与当时的国际哲学界相比，中国在引进科学哲学时存在着时间上的差距，因此，科学哲学的介绍一定意义上在当时扮演着思想启蒙的角色。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段伟文主讲“从自然辩证法到科技哲学：居间知识的专业化和实践化”

项目首席专家江怡教授主持

段伟文认为，科技哲学在90年代有三个方面的进步：第一，国内的科学哲学领域已经开始跟世界接轨；第二，国内相继出现技术哲学、科学技术社会研究；第三，对于科技的未来也逐渐把握了两个重大方向，即信息化和生态化。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内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与生活品质的提高，科技哲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21世纪的前15年，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如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学技术学等。段伟文指出，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面向人类的科技化，建立未来的科技哲学。

总结历史，段伟文认为，自然辩证法在20世纪50-60年代是在向科学进军，形式上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在科学界地位的确立；改革开放后是科技创新与现代化时期，自然辩证法被当作了“万能法宝”；后来进入全球化与高科技的挑战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一些领域的学科建设上取得了国际领先的成就，例如，整体论与生成论的研究、关系实在论研究、新自然观和智能革命论的提出、科学技术观与科学技术论、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结合中国实践的科学实践哲学、现象学与解释学的科技哲学研究、科学哲学与辩证法相结合的自然科学哲学研究与科学文化哲学研究。

段伟文认为，科学是一种人类有限的知行体系。在科学研究中，原因发现后就会自然转化为条件，科学本身形成了一个闭环。因此，科学是建立在猜测基础上，科学的形而上学就是做猜测的工作，而科学的应用就是它的被工具化，实际上，始终会出现目的和结果不对称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段伟文提出，当代科学的主要特征是技术性的科学，也可以在形而上学和工具的目的性层面的可接受性的维度被称作“可接受的科学”。科学的形而上学始终处于取代某一个具体语境的发展阶段中，同时它具有工具层面后果上的可接受性。段伟文借用卡尔•米切姆的观点指出，技术哲学不要陷入小问题的舒适区，而要思考大问题。哲学家应该对科技进行前瞻性的思考，做好学科间的居间者。

最后，段伟文就“哲学的未来是技术哲学”这一观点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以往的哲学是要给世界一个根据（foundation）。当代哲学更需要与世界联系在一起，因为哲学关乎于人与世界的互动，哲学的作用应该是帮助我们以一种深思熟虑和富有成效的方式实现这样一个互动。哲学家就是成就这种互动的关键促进者和居间联结者。段伟文认为，科技哲学就是要全面理解人与世界的互动，促使哲学目标的实现，帮助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段伟文还就当下科技哲学面临的三个挑战（即科学主义、技术解决主义与科技和权力的结合）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命运的十字路口，这就是主体的自动化。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尤洋教授点评

在点评环节，尤洋认为，段伟文的讲座内容体大思精，跨越了时空而与中国分析哲学史的研究主题紧密相关。他认为，在如今专业日益分化的大环境下，我们要摒弃闭门造车的思想，科学哲学的发展依靠的不是少数哲学家的努力，更需要科学界、技术界、产业界、工程界、教育界与哲学界的集体协同，才有可能完成这样一个探索。

在互动问答环节，线上听众踊跃提问。段伟文对“科学与神学的关系”“自然辩证法不同于别的学科的本质”“自然辩证法与逻辑的关系”“民族的地方性知识和现代科学的关系”等问题都给出了清晰的解答。

本场讲座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来自全国各高校的1100余名师生参加了讲座，线上听众反响热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本场讲座采取了线上直播方式，通过腾讯会议、学术志同步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