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解老》
【原文】
德者，内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则身全。身全之谓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为之欲之，则德无舍；德无舍，则不全。用之思之，则不固；不固，则无功；无功，则生於德。德则无德，不德则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所以贵无为、无思为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夫无术者，故以无为、无思为虚也。夫故以无为、无思为虚者，其意常不忘虚，是制於为虚也。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今制於为虚，是不虚也。虚者之无为也，不以无为为有常。不以无为为有常，则虚；虚，则德盛；德盛之谓上德。故曰：“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
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恶人之有祸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报也。故曰：“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
义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怀上宜，子事父宜，众敬贵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亲才内而疏者外宜，义者，调其也，宜而为之。故曰：“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
礼者，所以情貌也，群义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贵贱贤不肖也。中心怀而不谕，故疾趋卑拜而明之；实心爱而不知，故好言繁辞以信之。礼者，外节之所以谕内也。故曰：“礼以情貌也。”凡人之为外物动也。不知其为身之礼也。众人之为礼也，以尊他人也，故时劝时衰。君子之为礼，以为其身；以为其身，故神之为上礼；上礼神而众人贰，故不能相应；不能相应，故曰：“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众人虽贰，圣人之复恭敬尽手足之礼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
道有积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实而实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泽而泽有事；义者，仁之事也。事有礼而礼有文；礼者，义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
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首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壁，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间，其礼朴而不明，故曰礼薄也。凡物不并盛，阴阳是也；理相夺予，威德是也；实厚者貌薄，父子之礼是也。由是观之，礼繁者，实心衰也。然则为礼者，事通人之朴心者也。众人之为礼也，人应则轻欢，不应则责怨。今为礼者事通人之朴心而资之以相责之分，能毋争乎？有争则乱，故曰：“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何以论之？詹何坐，弟子侍，牛鸣与门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题。”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视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术，婴众人之心，华焉殆矣！故曰：“道之华也。”尝试释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视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伤神，而与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
所谓“大丈夫”者，谓其智之大也。所谓“处其厚不处其薄”者，行情实而去礼貌也。所谓“处其实不处其华”者，必缘理不经绝也。所谓“去彼取此”者，去貌、经绝而取缘理、好情实也。故曰“去彼取此。”
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福。而福本於有祸。故曰：“祸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死夭，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夭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而祸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祸之所伏。”
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势尊，而小易得卿相将军之赏禄。夫弃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之诸侯之势尊，而天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众人之轻弃道理而易妄举动者，不知其祸福之深大而道阔远若是也，故谕人曰：“孰知其极？”
人莫不欲富贵全寿，而末有能免於翁贱死夭之祸也。心欲富贵全寿，而今贫贱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谓迷，迷则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众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众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於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所谓方者，内外相应也，言行相称也。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公心不偏党也。所谓光者，官爵尊贵，衣裘壮丽也。今有道之士，虽中外信顺，不以诽谤穷堕；虽死节轻财，不以侮罢羞贪；虽义端不党，不以去邪罪私；虽势尊衣美，不以夸贱欺贫。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听习问知，即不成迷也。今众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为败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问知而听能。众入不肯问知听能，而圣人强以其祸败适之，则怨。众人多而圣人寡，寡之不胜众，数也。今举动而与天下之为仇，非全身长生之道也，是以行轨节而举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秽，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聪明睿智，天也；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视，寄於天聪以听，托於天智以思虑。故视强，则目不明；听甚，则耳不聪；思虑过度，则智识乱。目不明，则不能决黑白之分；耳不聪，则不能别清浊之声；智识乱，则不能审得失之地。目不能决黑白之色则谓之盲，耳不能别清浊之声则谓之聋，心不能审得失之地则谓之狂。盲则不能避昼日之险，聋则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则不能免人间法令之祸。书上所谓“治人”者，适动静之节，省思虑之费也。所谓“事天”者，不极聪明之力；不尽智识之任。苟极尽，则费神多；费神多，则盲聋悖狂之祸至，是以啬之。啬之者，爱其精神，啬其智识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啬。”
众人之用神也躁，躁则多费，多费之谓侈。圣人之用神也静，静则少费，少费之谓啬。啬之谓术也，生於道理。夫能啬也，是从於道而服於理者也。众人离於患，陷於祸，犹未知退，而不服道理。圣人虽未见祸患之形，虚无服从道理，以称蚤服。故曰：“夫谓啬，是以蚤服。”
知治人服，其思虑静；知事天者，其孔窍虚。思虑静，故德不去；孔窍虚，则和气日入。故曰：“重积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气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日：“蚤服，是谓重积德。”积德而后神静，神静而后和多，和多而后计得，计得而后能御万物，能御万物则战易胜敌，战易胜敌而论必盖世，论必盖世，故曰：“无不克。”无不克本於重积德，故曰：“重积德，则无不克。”战易胜敌，则兼有天下，论必盖世，则民人从。进兼天下而退从民人，其术远，则众人莫见其端末。莫见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极。故曰：“无不克，则莫知其极。”
凡有国而后亡之，有身而后殃之，不可谓能有其国、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国，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终其天年，而后可谓能有其国、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国、保其身者，必且体道。体道，则其智深，其智深，则其会远；其会远，众人莫能见其所极。唯夫能令人不见其事极，不见其事极者为保其身、有其国。故曰：“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则可以有国。”
所谓“有国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国之术；所以有国之术，故谓之“有国之母。”夫道以与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长，持禄也久。故曰：“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树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书之所谓“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禄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禄也久，故曰：“深其根。”体其道者，其生日长，故曰：“固具抵。”柢固，则生长；根深，则视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长生久视之道也。”
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作者数摇徙则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人之功矣；万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万人之功矣。然则数变业者，其人弥众，其亏弥大矣。凡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务变，务变之谓变业。故以理观之：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
人处疾则贵医，有祸则畏鬼。圣人在上，则民少欲；民少欲，则血气治而举动理；举动理，则少祸害。夫内无座疽瘅痔之害，而外无刑罚法诛之祸者，其轻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与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伤人也。”鬼祟也疾人之谓鬼伤人，人逐除之之谓人伤鬼也。民犯法令之谓民伤上，上刑戮民之谓上伤民。民不犯法，则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谓上不伤人。故曰：“圣人亦不伤民。”上不与民相害，而人不与鬼相伤，故曰：“两不相伤。”民不敢犯法，则上内不用刑罚，而外不事利其产业。上内不用刑罚，而外不事利其产业，则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积盛。民蕃息而畜积盛之谓有德。凡所谓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乱，精乱则无德。鬼不祟人则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乱，精神不乱之谓有德。上盛畜积而鬼不乱其精神，则德尽在於民矣。故曰：“两不相伤，则德交归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归於民也。
有道之君，外无怨仇於邻敌，而内有德泽於人民。夫外无怨仇於邻敌者，其遇诸侯也外有礼义。内有德泽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务本。遇诸侯有礼义，则役希起；治民事务本，则淫奢止。凡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内给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内禁淫奢。上不事马於战斗逐北，而民不以马远淫通物，所积力唯田畴。积力於田畴，必且粪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也。”
人君无道，则内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邻国。内暴虐，则民产绝，外侵欺，则兵数起。民产绝，则畜生少；兵数起，则士卒尽。畜生少，则戎马乏；士卒尽，则军危殆。戎马乏，则将马出；军危殆，则近臣役。马者，军之大用；效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给军之具於将马近臣。故曰：“天下无道，戎马生於郊矣。”
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由是观之，祸难生於邪心，邪心诱於可欲。可欲之类，进则教良民为奸，退则令善人有祸。奸起，则上侵弱君；祸至，则民人多伤。然则可欲之类，上侵弱君而下伤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伤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祸莫大於可欲。”是以圣人不引五色，不淫於声乐；明君贱玩好而去淫丽。
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著地，以肠胃为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忧也。故圣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虚，则不忧矣。众人则不然，大为诸侯，小为千金之资，其欲得之忧终身不解。故曰：“祸莫大於不知足。”
故欲利甚於忧，忧则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则失度量；失度量，则妄举动；妄举动，则祸害至；祸害至而疾婴内；疾婴内，则痛祸薄外；痛祸薄外，则苦痛杂於肠胃之间；苦痛杂於肠胃之间，则伤人也憯。憯则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憯於欲利。”
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无常操，是以死生气禀焉，万智斟酌焉，万物废兴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以成其威，日月得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时得之以御其变气，轩辕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与天地统，圣人得之以成文章。道，与尧舜俱智，与接舆俱狂，与桀、纣俱灭，与汤、武俱昌。以为近乎，游於四极；以为远乎，常在吾侧；以为暗乎，其光昭昭；以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能天地，和化雷霆，宇内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随时，与理相应。万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万物得之以败，得之以成。道譬诸若水，溺者多饮之即死，渴者适饮之即生；譬之若戟，愚人以行忿则祸生，圣人以诛暴则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败，得之以成。
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故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凡理者，方园、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具生，圣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而常者，无攸易，无定理。无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以不可道也。圣人观其玄虚，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然而可论。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谓出，卒之谓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节，四肢、九窍，其大具也。四肢与九窍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动静尽属於生焉。属之谓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死也，十有三具者皆还而属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动，动尽则损也；而动不止，是损而不止也。损而不止。则生尽；生尽之谓死，则十有三具者皆为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动，动皆之死地，之十有三。”
是以圣人爱精神而贵处静。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动静有时。避其域，省其时，则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独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万物之尽有爪角也，不免於万物之害。何以论之？时雨降集，旷野闲静，而以昏晨犯山川，则风露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轻犯禁令，则刑法之爪角害之。处乡不节，憎爱无度，则争斗之爪角害之。嗜欲无限，动静不节，则座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弃原理，则网罗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万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则免於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备害也。重生者，虽入军无忿争之心；无忿争之心，则无所用救害之备。此非独谓野处之军也。圣人之游世也，无害人之心，则必无人害；无人害，则不备人。故曰：“陆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备以救害，故曰：“入军不备甲兵。”远诸害，故曰：“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错其爪，兵无所容其刃。”不设备而必无害，天地之道理也。体天地之道，故曰：“无死地焉。”动无死地，而谓之“善摄生”矣。
爱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贵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务致其福，则事除其祸；事除其祸，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得事理，则必成功；必成功，则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谓勇。圣人之於万事也，尽如慈母之为弱子虑也，故见必行之道，则明，其从事亦不疑；不疑之谓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
周公曰：“冬日之闭冻也不固，则春夏之长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费，而况於人乎？故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弛张，国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赏罚。是以智士俭用其财则家富，圣人爱宝其神则精盛，人君重战其卒则民众，民众则国广。是以举之曰：“俭，故能广。”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论之？有形，则有短长；有短长，则有小大；有小大，则有方圆，有方圆，则有坚脆；有坚脆，则有轻重；有轻重，则有白黑。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议於大庭而后言则立，权以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圆而随其规矩，则万事之功形矣。而成万物莫不有规矩，议言之士，计会规矩也。圣人尽随於万物之规矩，故曰：“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则事无不事，功无不功，而议必盖世，欲无处大官，其可得乎？处大官之谓为成事长。是以故曰：“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事长。”
慈於子者不敢绝衣食，慈於身者不敢离法度，慈於方圆者不敢舍规矩。故临兵而慈於士吏则战胜敌，慈於器械则城坚固。故曰：“慈，於战则胜，於守则固。”夫能自全也而尽随於万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尽之生也。若以慈卫之父也，事必万全，而举无不当，则谓之宝矣。故曰：“吾有三宝，持而宝之。”
书之所谓“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谓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谓“经”大也者，佳丽也。佳丽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狱讼繁也。狱讼繁则田荒，田荒则府仓虚，府仓虚则国贫，国贫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则衣食之业绝，衣食之业绝则民不得无饰巧诈，饰巧诈则知采文，知采文之谓“服文采”。狱讼繁，仓廪虚，而有以淫侈为俗，则国之伤也若以利剑刺之。故曰：“带利剑。”诸夫饰智故以至於伤国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资货有余。”国有若是者，则愚民不得无术而效之；效之则小盗生。由是观之，大奸作则小盗随，大奸唱则小盗和。竽也者，五声之长者也，故竽先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今大奸作则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则小盗必和。故“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而货资有余者，是之谓盗竽矣。”
人无愚智，莫不有趋余。恬谈平安，莫不知祸福之所由来。由得好恶，怵於淫物，而后变乱。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乱於玩好也。恬淡有趋舍之义，平安知祸福之计。而今也玩好变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至圣人不然：一-建其趋舍，虽见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谓“不拔”；一於其情，虽有可欲之类神不为动，神不为动之谓“不脱”。为人子孙者，体此道以守宗庙，不灭之谓“祭祀不绝”。身以积精为德，家以资财为德，乡国天下皆以民为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乱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无用之物不能动其计，则资有余，故曰：“修之家，其德乃普。”修身者以此别君子小人，治乡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适观息耗，则万不失一。故曰：“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溪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译文】
“德”是内部所具有的。“得”是从外部得到的。《老子》中说的“上德不德”，是说具有上德人的精神不游移在自身之外。精神不游移在外，自身的内在本质就能保全。自身的内在本质保全就叫做“德”。“德”是得之於自身的。凡是德，都是以无为来积聚，以无欲来成就，以不思虑来得到安定。以不使用来得到巩固的。如果有为有欲，德就游移在外而没有归宿；德游移在外没有归宿。就不完全了。如果使用它，思虑它，德就不能巩固；不巩固，就没有功效；没有功效是由於自以为有德，自以为有德，就没有德。不自以为有德，就保有了德。所以《老子》上说，“上德是无为而又是无所为的。”
推崇“无为”、“无思”作为“虚”的原因，是说人的心意不受任何制约。那种不懂得道术的人，故意用无为、无思来表现“虚”的人，他的心意常不忘记“虚”，这就是被“虚”所牵制了。所谓“虚”。是说他的心意不被任何东西所牵制。如今被“虚”所牵制，就不是“虚”。真心做到“虚”的人。在对待“无为”上，不把“无为”当作经常要注意的事。不把“无为”当作经常要注意的事，就“虚”了；“虚”了，“德”就充实。“德”充实了就叫做“上德”。所以《老子》上说：“上德是无为而又是有所为的。”
“仁”是说内心自然而然地爱人；是说喜欢别人得到幸福，而不喜欢别人遭到祸害；是出自内心抑制不住的感情，并不是为了求得别人的报答。所以《老子》上说：“上仁有所表现，不是为了表现而表现的。”
“义”是指君臣上下的关系，父子贵贱的差别，知心朋友的交接，亲疏内外的分别。臣子事奉君主适度，下边依恋上边适度，儿子侍候父亲适度，卑贱敬奉尊贵适度，知心朋友互相帮助适度，亲近的人为内、疏远的人为外适度。所谓义就是说处理各种人关系很适宜，适宜的纔去做。所以《老子》上说：“最高的义（上义）表现出来，是为了表现而表现的。
“礼”是体现内心感情的，是各种义有条理的表现，是用来规定君和臣、父和子之间的关系的，是表明贵和贱、贤和不肖之间的区别的。内心怀著某种感情而不能表达，所以用疾趋、卑拜等动作来表达心意；心里著实有所爱慕，人家不了解，所以用美好动听的言词来加以申述。礼是用来表达内心感情的外部文饰。所以《老子》上说：“礼是用来表达感情的。”凡是人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而有所动作，并不知道这种动作就是他自身的礼。一般人的行礼，是用来尊重别人的，所以有时认真，有时马虎，君子的行礼，是为了自身的需要。为了自身的需要，所以专心一意地对待它而使它成为上礼（重要的礼），上礼专心一意而一般人却三心二意，所以两方面不能相对应；两方面不能相对应，所以《老子》上说：“上礼实行了，却没有人相应。”一般人虽是三心二意，圣人仍然保持恭敬，一举手一投足都遵守礼，毫不懈怠。所以《老子》上说：“圣人振臂，表示仍然实行礼。”
“道”是有所积聚而成的，积聚就有功效；“德”就是道的功效（德是道在具体事物上的体现）。功效是有实际表现的，有实际表现就有光辉；仁就是德的光辉。光辉有它的色泽，色泽有表现它的事情；义就是表现仁的事情。事情有礼的规定，礼是有文采表现的；礼就是义的文采。所以《老子》上说：“失去道之後，就失掉了德；失去德後，就失掉了仁；失去仁之後，就失掉了义；失去义之後，就失掉了礼。”
“礼”是内心情感的描绘，文采是内在本质的修饰。君子取得情感而去掉外貌，喜好本质而厌恶文饰。依恃外貌而论定情感，那情感是不好的；等待文饰而论定本质，那本质是衰弱的。拿什麼来论定它们呢？和氏之壁（楚人卞和献给楚王的美玉），不用五色文饰，随侯之珠（古代名珠。相传随侯医治了一条受伤的大蛇，大蛇报恩，衔给他一粒大珠，人们叫随侯之珠），不用金银雕饰。因为它们的质地最美，别的东西不足以装饰它们，物体需耍装饰後纔能风行的，那它们的质地就是不美的。因此父子之间的礼，淳朴自然而不拘形式，所以说礼是淡薄的。一切事物不能同时旺盛，阴阳的消长就是如此；事理总是正反相互排斥的，盛德就是这样，由此看来，礼节繁缛是内心感情衰竭的表现。既然如此，那麼行礼的人，正是为了沟通人们朴实的心灵。一般人的行礼，别人有回应就沾沾自喜，没有回应就责备抱怨。如今行礼本应用於沟通人们朴实的心灵，但却给众人提供了相互指责的尺度。这能不发生争执吗？有争执就乱套，所以《老子》上说：“礼是忠、信淡薄的表现，是产生混乱的祸首。”
在事物没有出现之前和在事理没有表现出来之前就行动，叫做“前识”（指先於经验的认识）。前识是毫无根据的胡乱猜度。怎样论定它呢？詹何（战国楚人，道家人物）坐著，弟子侍立在旁，这时听见牛在门外叫。弟子说，“这牛是一条黑牛却是白脑门。”詹何说：“是的，是一条黑牛，可白色却在牛角上。”派人去看，果然是条黑牛而用白布裹住牛角。这是用詹何的数术来扰乱众人的心，华而不实，太劳心费神了！所以《老子》上说：“这是道的虚华的表现。”尝试放弃詹子的明察，而使五尺高的愚童子去看，也知道那是条黑牛和白布裹住牛角。所以，以詹子的明察，劳心费神，而後与五尺高的愚童子具有同样的功效，因此说：“这是愚蠢的开端。”所以《老子》上说：“前识是道的虚华的表现，是愚蠢的开端。”
《老子》中所谓的“大丈夫”，是说他的智慧很高。《老子》中所说的“立身淳厚而不立身轻薄”，是说表现真情实感而去掉外表的礼貌。《老子》中所说的“立身朴实而不立身虚华”，是说必须遵循事理而不胡乱行事。所说的“去掉那个，采取这个”，去掉的是外表的礼貌、胡乱行事而要取得的是遵循事理、喜欢真情实感。所以《老子》上说：“去掉那个，采取这个。”
人们遇到灾祸，就心里畏惧；心里畏惧，就行为端正；行为端正，就思虑成熟；思虑成熟，就能懂得事物的法则。行为端正，就没有祸害，就能享尽天年。懂得事理，就一定成功。享尽天年，就全生而长寿。一定成功，就能富与贵。全寿富贵就叫做福。而福是来原於有祸。所以《老子》上说：“灾祸啊，是幸福所依存的地方。”
人有了福，就富贵降临；富贵降临，就衣食华美；衣食华美，就生骄心；骄心滋生，就行为邪恶不正，举动违背常理。行为邪恶不正，就身死早夭；举动违背常理，办事就不能成功。内有死夭的祸患而外无成功的名声，这是天大的灾祸呀！然而灾祸本是从幸福滋生出来的。所以《老子》上说，幸福啊，是灾祸潜伏的地方。”
按照事物的法则办事，没有不成功的。大到取得天子的权势和尊严，而小的容易得到卿相将军的赏赐和俸禄。违背事物的法则而轻举妄动者，虽然上有天子、诸侯的权势和尊严，而下有猗顿（春秋末朗鲁国人）、陶朱（即范蠢。春秋末期楚国人，经商致富），卜祝（占卜吉凶的人）的财富，还要失去民众而丧失他的资财。一般人之所以轻易地违背道理而轻举妄动，是由於不懂得祸福转化的道理广大深远像这个样子，所以《老子》明白告诉人们说：“谁知道他的究竞？”
人没有不想富贵全寿，而未有一个人能幸免於贫贱早死的灾祸的。心里想富贵全寿，而今天却贫贱早死，这是没有能够达到他所想达到的目的。凡是离开他所想走的路而乱走的，就叫做迷惑，迷惑就不能达到他所想达到的地方了。如今众人不能达到他所想达到的地方，所以《老子》上说：“这就是迷惑。”众人之所以不能达到他所想达到的地方，自开天辟地以来直到今天一直这样。所以《老子》上说：“人们陷入迷途，日子确实已经很久了。”
所谓品行端正，就是要表里一致，所谓有节操，一定会为政而舍生忘死，对资产看得很淡薄。所谓行为正直，就是行为公正，出於公心而不偏袒。所谓的荣耀，是指官爵尊贵，
衣服华丽。现在掌握了道的人，虽然内心和外表都真诚和顺，但并不以此议论困苦堕落的人；虽然能舍生忘死轻视资财，但并不以此侮辱软弱无能的人和耻笑贪利的人，虽然品行端正不结党营私，但并不以此嫌弃行为不正的人和责怪自私的人；虽然地位尊贵衣著华美，但并不以此藐视卑贱的人和欺侮贫穷的人。这是什麼原故呢？假使失路的人肯於听从熟悉情况人的意见，向懂得的人请教，就不会陷入迷途。现在一般人希望成功却反而失败的原因，是由於不懂得道理而又不肯去向懂得的人请教和听从能人的意见，而圣人硬要拿他们出的乱子去责备他们，就产生怨恨。一般人多而圣人少，寡不敌众，这是必然的道理。如果一举一动都与天下的人作对，那就不是安全长寿的办法，因此圣人用遵循法度来引导人们。所以《老子》上说：“方正，却不割伤人；有棱角，却不刺伤人；直率，却不放肆；有光彩，却不炫耀。”
聪明智慧，是天然的，动静思虑，是人为的。作为人，要依靠自然生成的视力去看，依靠天的生觉去听，依靠天的智慧去思虑。所以视力用得过度，眼睛就不明；听力用得过度，耳朵就不聪；思虑用得过度，智力就紊乱。眼睛不明，就不能判断黑白之色；耳朵不聪，就不能辨别清浊之声；智力紊乱，就不能分清得失之地。眼睛不能判断黑白之色就叫做盲，耳朵不能辨别清浊之声就叫做聋，心智不能分清得失之地就叫做迷乱。盲就不能躲避白天发现的危险，聋就不能知道雨天雷霍的厉害，迷乱就不能免除人间的法令的惩罚。《老子》书上所谓的“治人”，是说协调动静的节奏，节省思虑的消耗。所谓的“事天”，是说不要极尽听力、视力和智力。假如把听力、视力和智力完全用尽，就劳神太多；劳神太多，盲聋狂乱的祸害就会到来。所以要节省它。节省它，就是爱惜它的精神，节省它的智力。所以《老子》上说：“治人事天没有比吝啬更重要的了。”
一般人的劳神好浮躁，浮躁就消耗多，消耗多就叫做浪费。圣人的劳神平静，平静就消耗少，消耗少就叫做爱惜。爱惜作为一种办法，它产生於一定的道理。能爱惜，是服从於道理的结果。一般人遭遇患，陷入祸，仍然不知道退身，而不服从道理。圣人虽然还没有看见祸患的徵兆，就虚静无为地服从於道理，以此叫做“早服。”所以《老子》上说：“实 行爱惜，因此能早服。”
懂得“治人”的人，他的思虑虚静；懂得“事天”的人，他的七窍通畅。思虑虚静，固有的德就不会离失；七窍通畅，和气就不断地进来。所以《老子》上说：“要不断地积累德。”能叫固有的德不离失，新的和气不断地进来，这就是“早服”。所以《老子》上说：“早服，是说要不断地积累德。”积德然後精神安静，精神安静然後和气增多，和气增多然後计谋得当，计谋得当然後能驾驭万物，能驾驭万物就能轻易战胜敌人。轻易战胜敌人，思想和言论就一定能称雄於世。所以《老子》上说：“无往而不胜。”无往而不胜源於不断地积累德，所以：《老子》上说。“不断地积累德，就能无往而不胜。”轻易战胜敌人，就能统一天下；思想言论一定能称雄於世，民众就能跟从。进可以统一天下，退也可以使民众服从，这种术很深远，那麼一般人就看不出它的始末。看不出它的始末，因此不知道它的究竟。”所以：《老子》上说：“无往而不胜，就没有人能知道它的究竟。
凡是有国家後来亡国，有身家後来遭殃的，不可以说他能保住他的国家、能保住他的自身。能保住国家，一定能使国家安定；能保住自身，一定能长命百岁；然後可以说是能够保住国家、能够保住他自身的人，必将去实践道。实践了道，他的智慧就一定很深；智慧深了，他的智谋就一定很远大；计谋远大了，众人就看不出他的究竟。只有那种能叫人看不出他事情的究竟，看不出他事情究竟的才能保住其自身、享有其国家。所以《老子》上说：“没有人知道他的究竟。”“没有人知道他的究竟，就可以享有国家。”
《老子》上所说的“有国之母”，母，就是道说产生於用来治理国家的方法；因为产生於用来治理国家方法的，所以叫做“保有国家的根本。”用道来与世事周旋的，他的生命就会长久，保持禄位就能久远。所以《老子》上说：“保有国家的根本，可以享国长久。”树木有须根，有主根。主根，就是《老子》书上所说的树根。树根，是树木建立生命的基础；须根，是树木用来维持生命的。德，是人建立生命的基础；禄位，是人用来维持生命的。今人建立在事理上的，保待禄位就能久远，所以《老子》上说：“加深它的须根。”能体会道理的，就能不断地生长，所以《老子》上说：“巩固它的主根。”主根巩固了，就能不断地生长；须根深了，就能活得长久，所以《老子》上说：“加深它的须根，巩固它的主根，是长生久活的道理。”
技工屡次改变从业就会失去他的功效，力工屡次改变劳作就会丢失他的功效。一个人的劳作，每天每人丢失半天，十天就丢失五个人的功效了。然而屡次变业的，这些人愈多，亏损就愈大了。凡是法令变更了，利害情况也就改变；利害情况改变了，民众从事的工作也就跟著变化；从事的工作有了变化，就叫做变更作业。所以从道理上来看，役使民众却屡次改变他们的作业，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小；储藏的贵重器物而屡次搬动它们，损坏的就很多；烹煮活鱼却总翻动它们，就会损坏它们的光泽；治理大国却屡次改变法令，民众就会感到痛苦。因此懂得治国的国君把安定看得很重要，法令确立以後，不再轻易变更，所以《老子》上说：“治理大国就像烹调小鱼一样。”
人在生病时就尊重医生，遇到祸害时就害怕鬼怪。圣人在位时，民众就欲望少，民众欲望少就血气调和行动合法。行为合法，祸害就少。身体内没有癰肿、黄疸等疾病的危害，身体外没有刑罚诛杀祸患的人，他就会把鬼怪不当回事。所以《老子》上说：“用道来治理天下，鬼就不灵了。”政治清明时代的百姓，不与鬼神相互为害。所以《老子》上说：“不是鬼不灵了，即使灵，也伤害不了人。”鬼怪使人生病叫做鬼伤害人，人驱除鬼叫做人伤害鬼。百姓违犯法令叫做伤害君主，君主刑杀百姓叫做君主伤害百姓。百姓不违犯法令，那麼君主也不动用刑罚；君主不动用刑罚叫做君主不伤害百姓。所以《老子》上说：“圣人也不伤害百姓。”君主不与百姓相互为害，人不与鬼相互伤害。所以《老子》上说：“君主与老百姓生两个不相伤。”百姓不敢犯法，君主对内部就不用刑罚，对外部不从事於贪求民众的财物，百姓人丁兴旺，积蓄又很多。百姓人丁兴旺，积蓄很多，就叫做有德。凡所谓作怪，就是丧魂落魄而精神错乱。精神错乱就是无德。鬼不作怪人，人的魂魄就不会离去，魂魄不离去，精神不错乱；精神不错乱，就叫做有德。君主使百姓蓄积很多，鬼也不来扰乱百姓的精神，那麼德都在百姓中了。所以《老子》上说：“两方面互不相伤，德就归於两方面了。”是说那德上下交互兴盛都归於百姓了。
懂得治国的君主，对外与相邻的敌国没有怨仇，对内有思泽於人民。对外与相邻的敌国没有怨仇，是因为他对待其他诸侯讲究礼仪。对内有恩泽於人民，是因为他教人民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对待其他诸侯有礼仪，就少有战争发生；教人民努力从事生产，就没有过度的奢侈。马之所以有大用处，是对外供打仗用，对内供淫佚骄奢的需求。今天有道的君主，对外很少用兵打仗，对内禁止过度的奢侈。君主不用马进行战争追逐败敌，民众不用马到处游荡运输物资，所积聚起来的力量只用於农耕。致力於农耕，必将要施肥灌溉。所以《老子》上说：“天下太平，就会使奔跑的马歇下来用马粪施肥。”
无道的君主，就对内暴虐他的人民，对外侵凌他的邻国。对内暴虐，就把人民的产业搞光；对外侵凌，就屡次挑起战争。人民的产业搞光，牲畜就繁殖的少。战争屡次暴发，士兵就死亡怠尽。牲畜繁殖的少，军马就缺乏；士卒死光，军队就危险。军马缺乏，快生小驹的母马就得出战；军情紧急，君主的近臣也要服役作战了。马，对军队有大用处；郊，是说它离都城近。今天所用来供给军队的都是快下小驹的母马和国君身边的近臣。所以《老子》上说：“天下不太平，军马就在郊外产马驹子了。”
人有欲望，计算就错乱；计算错乱，就有大欲；有大欲，邪心就会占上风；邪心占上风，做事的准则就丧失了；做事的准则丧失了，祸难就产生了。由此看来，祸难产生於邪心，邪心诱发於可以引起欲望的东西。可以引起欲望之类的东西，进一步说可以教良民为奸，退一步说也可以使好人遭祸。奸邪兴起，就向与侵害削弱国君。灾祸的到来，人民就多被伤害。这麼说来，可以引起欲望的东西，向上侵害削弱国君，向下伤害人民。向上侵害削弱国君，向下伤害人民的人，是犯了大罪过。所以《老子》上说：“祸患没有比可以引起欲望的东西更大的东西了。”因此，圣人不受五色的引诱，不沈溺於声乐；英明的君主轻视珍贵的玩物，抛弃过分华丽的东西。
人身不长羽毛，不穿衣就不能御寒。上不连天而下不著地，拿肠胃做根本，不吃东西就活不成；因此免不了有想要得利的心理。想要得利的心理不破除，那就是人自身的忧患。所以圣人穿衣足以御寒，吃东西足以充饥，就无优无虑了。一般人则不这样，大到诸侯，上至积存千金的财主，他们想要得利的心理不能破除。犯轻罪有赦免的，犯死罪有活下来的，现在一些不知足的人的忧愁，却一辈子不得解脱。所以《老子》上说：“祸害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了。”
所以想要得利甚於忧愁，忧愁就难免生病；生病就智慧衰弱；智慧衰弱，就背离准则；背离准则，就轻举妄动；轻举妄动，祸害就到来；祸害到来，就内心被疾病缠绕；内心被疾病缠绕，病痛就侵扰外表；病痛侵扰外表，痛苦就集聚於肠胃之间；痛苦积聚於肠胃之间，伤害人就惨痛。惨痛就退步自责，退步自责产生於想要得利。所以《老子》上说：“罪责没有比贪利更惨痛的了。”
“道”是万物自然而然形成的那个东西，是万理的总汇合。“理”是构成万物的条理性的东西。“道”是万物所以构成的原因和根据。所以说：道是能使万物条理化的东西。物各有自己的“理”，不会相互侵扰；物各有自己的理不互相侵扰，所以理成为万物的制约的力量。万物的理各不相同，而道完全汇合了万物的理，所以道不能不随著具体事物而变化；由於不得不变化；所以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由於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因此死生之气都从它那里承受，所有智慧都从它那里吸取。万事万物都从它那里来。天得道能高高在上，地得道能蕴藏万物，北斗星得道能建立它的威势，日月得道能永放光芒，五行（金、木、水、火、土）得道能水远固定它们的位置，众星得道能端正它们的运行，四时（春、夏、秋、冬）得道能控制变化的节气。轩辕（黄帝）得道能专断四方，赤松子（传说中的仙人）得道能与天地同寿，圣人得道能制定礼乐制度。道，在尧、舜身上体现为智慧，在接舆（春秋末期楚国的狂士）身上体现为兴盛。以为它近吧，却在极远的地方；以为它远吧，又常在身边；以为它昏暗吧。又很亮堂；以为它亮堂吧，却又很昏暗。它的功效形成天地，它的酝酿在为雷霆，宇庙间的万物都靠著它生成。道的实情，不制作，不显形，柔弱和顺，随时变化，与万物之理相适应。万物得道就能生；万事得道既能失败，也能成功。道如同水一样，溺水的人喝多了就会死，口喝的人喝得适量就可以活；也如剑戟一样，愚蠢的人拿来行凶泄愤就会闯祸，聪明的人拿来除暴安良就会造福。所以说，因得道而死，因得道而生，因得道而失败，因得道而成功。
人罕见活象，而得到了死象的骨骼，依照死象骨骼的模样来想那活象的样子。所以人们据以意想的东西都叫做“象”。今天道虽然听不到看不见，圣人根据它所显现的功效来推知它的行象。所以《老子》上说：“道是没有显露形状的形状，没有具体事物的物象。”
理就是万物的方圆、短长、粗细、坚脆的区别，因此理确定以後事物就可能得到说明。所以确定的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有衰。万物的有存有亡，忽死忽生，先盛而衰的，不能叫做常（永恒），只有那和天地的开辟一起产生，到天地消散仍然不死不衰的叫做“常”（永恒）。所谓（永恒），是说没有变化，没有定理。没有定理，不处在固定的某一点上，因此无法说明。圣人观察到“常”的玄虚，依照它的普通运行的法则，勉强给它起个名字叫做“道”，然而却可以说。所以《老子》上说：“道如能用话说得出来，就不是永恒的道了。”
人从生开始而以死结束。开始叫做生，结束叫做死。所以《老子》上说：“这是出生入死。”人的身上有三百六十个部件，四肢，九窍是其中的重要部件。四肢和九窍的总数是十三件，这十三个部件的一动一静都属於生存的范围。属叫做类，所以说：“属於生存一类的，有十三件。等到人死後，这十三个部件都反过来属於死亡的一边，属於死亡一类的也有十三件。所以《老子》上说：“属於生存一类的有十三件，属於死亡一类的也有十三件。”人民生息不止，而活著人的本来就要动，动的过头就要受损害；动而不停止，就是损害不止 。损害不止，生命就耗尽了；生命耗尽了，就叫做死。那麼这十三件都成了不断走向死亡的条件了。所以《老子》上说：“人活著，活著就要动，动了就要走向死亡，都是通过十三件。”
因此，圣人爱惜精神而重视置身安静。不爱惜精神，不重视置身安静，这比野牛、老虎的祸害要大得多。野牛、老虎都有一定的活动区域，出入是有时间的。避开它们的活动区域，观察它们出没的时间，就能免遭野牛、老虎的祸害了。百姓只知道野牛、老虎有爪有角，却不知道世间万物都有爪有角，不能免於万物的祸害。拿什麼来论证它呢？时雨降下汇集在一起，旷野显得闲适安静。却在黄昏和清晨跋山涉水，那麼风和露水的爪和牙就会侵害他。居住在乡里不检点，憎爱没有准绳，那麼争斗的爪和角就会毒害他。贪欲无限，动静不加以节制，那麼癰疽的爪和角就会毒害他。好耍个人小聪明而弃道理於不顾，那麼法网的爪和角就会吞噬他。野牛、老虎有它们的活动区域，万种祸害都有它们的根源，如果避开野牛、老虎活动的区域，堵塞祸害的根源，就可以避免各种祸害。凡是兵器和盔甲，都是用来防备祸害的。重视自己生命的人，虽然进入军队中，却没有忿怒争斗的心，没有忿怒争斗的心，就不需用防备祸害的措施。这不单是说野战之军。圣人在世上。没有害人的心，就一定没有人来害他；没有人来害，就不用提防别人。所以《老子》上说：“在陆地上行走，遇不上野牛、老虎。”进山不带防备祸害的器械，所以《老子》上说：“进入军队中不预备盔甲和兵器。”远离各种祸害，所以《老子》上说：“野牛没有地方用它的角，老虎没有地方用它的爪，兵器没有地方用它的利刃。”不用防备，必然无害，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体验自然的道理，所以《老子》上说：“就不会陷於死亡的境地。”活动而不会接近死地。叫做“善於养生。”
疼爱孩子的人慈爱自己的孩子，重视生命的人爱惜自己的身子，爱惜功劳的人，积极从事工作。慈母对幼小的孩子，想方设法给他幸福，就要用力为他除掉祸害；用力为他除掉祸害，就思虑精熟；思虑精熟，就能获得事情的道理；获得事情的道理，就一定能够成功；一定成功，行动起来就不迟疑；不迟疑就叫做勇敢。圣人对待各种事情，都像慈母为幼小的孩子考虑一佯，所以看到了一定要实行的道理。看见了一定要实行的道理就是明智，他干什麼事也不迟疑；不迟疑就叫做勇敢。不迟疑生於慈爱，所以《老子》上说：“慈爱，所以能勇敢。”
周公姬旦说：“冬天里冰封地冻若不坚固，那麼夏天树木的生长也不茂盛。”天地不能经常浪费和消耗，更何况於人呢？所以万物必定有盛和衰，万事必定有弛有张，国家必定有文有武，官府办事必定有赏有罚。因此聪明的人节俭度日就能家财富有，圣人珍视精神就能精力旺盛，人君不轻易用兵打仗就会人多势众，人多势众国土就会广大。所以《老子》上称道说：“节俭，所以能宽馀。”
凡物体有形状的容易剪裁，容易分割。拿什麼来证明它呢？有形状，就有短有长；有短长，就有小有大；有小大，就有方有圆；有方圆，就有坚有脆；有坚脆，就有轻有重；有轻有重，就有黑有白。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叫做事物的道理。道理确定事物就容易分割，所以在朝廷里议事，後发言人的主张（因参考了前面的意见）就能够成立，善於权衡於各种议论的人是懂得这点的。所以要想画成方圆而遵循规矩（画圆画方的工具），那麼一切事情的功效就都显现出来。万物都有它的“规矩”，出谋划策的人，就要考虑如何合於“规矩”。圣人什麼事都遵循万物的“规矩”。所以《老子》上说：“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事情就没有做不好的，功业就没有不能建立的，而议论必将盖过当代，要想不处在重要位置上，这可能吗？在重要的职位上，就叫做是办事的首长。所以《老子》上说：“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所以能成为办事的首长。”
慈爱孩子的人不敢断绝衣食，爱惜自己身子的人不敢背离法令制度，爱画方圆的人不敢丢掉规矩。所以遇到战事能爱惜士兵和下级军宫，就能战胜敌人；爱惜器械，就可以固守城池。所以《老子》上说：“慈，用於战争，就能取胜；用於防御，就能守固。”能够保全自己而完全遵循自然法则的思想，所以天下的道都通过这种思想反映出来。假如用慈爱来保卫它，那事情必然万无一失，措施也无不妥当，也就可以称之为宝了。所以《老子》上说：“我有三件宝（指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常握而珍重之。”
《老子》书中所说的“大道”，是指的正道。所说的外形上的“施”，是指的邪道。所谓把小路当成大路看待，是因为这小路精美华丽。而所谓精美华丽的小路，也就是邪道的一部分。宵衙很脏，是因诉讼案件繁多。诉讼案件繁多，就田地荒芜，田地荒芜；就粮仓空虚；粮仓空虚，国家就贫穷；国家贫穷，民俗就淫佚奢侈；民俗淫佚奢侈，衣食之业就断绝；衣食之业断绝，老百姓就不能不想办法装饰巧诈；装饰巧诈就知道漂亮打扮；知道漂亮打扮就叫做从事於漂亮的打扮。诉讼的案件繁多，粮仓空虚，而又让淫佚奢侈形成风俗，那麼国家受到的伤害就像用锋利的剑刺它一样。所以《老子》上说：“佩带著锋利的剑。”以上那些装饰巧诈以至於伤害国家的人，他们个人家一定富有；个人家一定富有，所以《老子》上说：“财货有馀。”国家有像这样子的，那愚蠢的百姓不能不想办法来彷效它；彷效了它，就会产生小盗贼。由此看来，大奸兴起就小盗跟随，大奸唱了小盗就起来附和。竽是各种乐器都跟著附和。现在大奸起来了，庸人就跟著唱；庸人唱了，小盗贼必然起而附和。所以《老子》上说：“从事於漂亮的打扮，佩带著利剑，饭食充足，财物有馀的人，就叫做强盗头子。”
人不论是愚蠢还是聪明，没有不有所追求和有所抛弃。人在清心寡欲和和平安闲的时候，没有不知道祸福从何而来的。为好恶所支配，为奢侈的东西所支配，而後引起思想变化。所以这样的原因，是被外物引诱，被珍贵的玩物打乱。清心寡欲就能有取舍的准则，平淡安闲就懂得对祸福进行估计，而现在有珍贵的玩物打动他，外界的事物引诱他；引诱他就跟著走，所以《老子》上就叫做“拔”。至於圣人却不是这样：他牢固地确立取舍标准，虽然看到喜欢的东西，也不会被引诱。不会被引诱，就叫做“不拔”。圣人的情性专一，虽然有引起欲望一类的东西，但精神却不为所动。精神不为所动就叫“不脱”。做人子孙的人，体会这个道理来守护宗庙，宗庙香火不灭，《老子》上就叫做“祭礼不断绝。”身体以积累精气为德，家庭以积蓄财产为德，乡国和天下以保养民众为德。现在勤於修治自身而外界事物不能扰乱他的精神，所以《老子》上说：“（将圣人做人的原则）贯彻到自身，他的德就真实了。”所谓真实，就是守护得很牢固。
治理家庭，没有用的东西不能改变他的计划，就会资产有馀，所以《老子》上说：“贯彻到家庭，他的德就有馀。”治理乡里的人实行了这一条，那赢馀就更多了。所以《老子》上说：“贯彻到国家，他的德就丰盛。”统治天下的实现了这一条。民众的生存没有不受到恩惠的，所以《老子》上说：“贯彻到天下，他的德就普及广大。”修身的人拿这项原则来区别君子小人，治理乡里，治里国家以至统治天下的人各自用这一项目来对照观察，生长和损耗，那就万无一失。所以《老子》上说：“用自身来观察自身，用家庭来观察家庭，用乡里来观察乡里，用国家来观察国家，用天下来观察天下。我凭什麼知道天下是这样呢？就用的这个原则。
韩非《喻老》
【原文】:
天下有道，无急患，则曰静，遽传不用。故曰："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攻击不休，相守数年不已，甲胄生虮虱，燕雀处帷幄，而兵不归。故曰："戎马生于郊。"
翟人有献丰狐、玄豹之皮于晋文公。文公受客皮而叹曰："此以皮之美自为罪。"夫治国者以名号为罪，徐偃王是也；以城与地为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于可欲。"
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赵不已，韩、魏反之，军败晋阳，身死高梁之东，遂卒被分，漆其首以为溲器。故曰："祸莫大于不知足。"
虞君欲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不听宫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惨于欲得。"
邦以存为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为常，富贵其可也。不以欲自害，则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为足矣。"
楚庄王既胜，狩于河雍，归而赏孙叔敖。孙叔敖请汉间之地，沙石之处。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唯孙叔敖独在。此不以其邦为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绝。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脱，子孙以其祭祀，世世不辍。"孙叔敖之谓也。
制在己曰重，不离位曰静。重则能使轻，静则能使躁。故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故曰："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也"。邦者，人君之辎重也。主父生传其邦，此离其辎重者也，故虽有代、云中之乐，超然已无赵矣。主父，万乘之主，而以身轻于天下。无势之谓轻，离位之谓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轻则失臣，躁则失君。"主父之谓也。
势重者，人君之渊也。君人者，势重于人臣之间，失则不可复得矣。简公失之于田成，晋公失之于六卿，而上亡身死。故曰："鱼不可脱于深渊。"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君见赏，臣则损之以为德；君见罚，臣则益之以为威。人君见赏，则人臣用其势；人君见罚，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宦于吴，而观之伐齐以弊吴。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张之于江、济，强之于黄池，故可制于五湖。故曰："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晋献公将欲袭虞，遗之以璧马；知伯将袭仇由，遗之以广车。故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起事于无形，而要大功于天下，"是谓微明"。处小弱而重自卑，谓"损弱胜强也。"
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故曰："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欲制物者于其细也。故曰："图难于其易也，为大于其细也。"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步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是以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也。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病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圣人蚤从事焉。
昔晋公子重耳出亡，过郑，郑君不礼。叔瞻谏曰："此贤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积德。"郑君不听。叔瞻又谏曰："不厚待之，不若杀之，无令有后患。"郑君又不听。及公子返晋邦，举兵伐郑，大破之，取八城焉。晋献公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而伐虢，大夫宫之奇谏曰："不可。脣亡而齿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晋灭虢，明日虞必随之亡。"虞君不听，受其璧而假之道。晋已取虢，还，反灭虞。此二臣者皆争于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则叔瞻、宫之奇亦虞、虢之扁鹊也，而二君不听，故郑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谋也。"
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砲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故箕子见象箸以知天下之祸。故曰："见小曰明。"
勾践入宦于吴，身执干戈为吴王洗马，故能杀夫差于姑苏。文王见詈于王门，颜色不变，而武王擒纣于牧野。故曰："守柔曰强。"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圣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无病也。"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献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宝也，宜为君子器，不宜为细人用。"子罕曰："尔以玉为宝，我以不受子玉为宝。"是以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
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涂。冯曰："事者，为也；为生于时，知者无常事。书者，言也；言生于知，知者不藏书。今子何独负之而行？"于是王寿因焚其书而舞之。故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藏书箧。此世之所过也，而王寿复之，是学不学也。故曰："学不学，复归众人之所过也。"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导之。因随物之容，故静则建乎德，动则顺乎道。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功食禄于宋邦。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资而载一人之身，不随道理之数而学一人之智，此皆一叶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羡也；丰年大禾，臧获不能恶也。以一人之力，则后稷不足；随自然，则臧获有余。故曰："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
空窍者，神明之户牖也。耳目竭于声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无主。中无主，则祸福虽如丘山，无从识之。故曰："不出于户，可以知天下；不窥于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离其实也。
赵襄主学御于王子于期，俄而与于期逐，三易马而三后。襄主曰："子之教我御，术未尽也？"对曰："术已尽，用之则过也。凡御之所贵：马体安于车，人心调于马，而后可以进速致远。今君后则欲逮臣，先则恐逮于臣。夫诱道争远，非先则后也，而先后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调于马？此君之所以后也。"
白公胜虑乱，罢朝，倒杖而策锐贯颐，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郑人闻之曰："颐之忘，将何不忘哉！"故曰："其出弥远者，其智弥少。"此言智周乎远，则所遗在近也。是以圣人无常行也。能并智，故曰："不行而知。"能并视，故曰："不见而明。"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故曰："不为而成。"
楚庄王莅政三年，无令发，无政为也。右司马御座而与王隐曰："有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嘿然无声，此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子释之，不谷知之矣。"处半年，乃自听政。所废者十，所起者九，诛大臣五，举处士六，而邦大治。举兵诛齐，败之徐州，胜晋于河雍，合诸侯于宋，遂霸天下。庄王不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见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声。"
楚庄王欲伐越，杜子谏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乱兵弱。"庄子曰："臣患智之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王之兵自败于秦、晋，丧地数百里，此兵之弱也。庄跷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乱也。王之弱乱，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故曰："自见之谓明。"子夏见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对曰："战胜，故肥也。"曾子曰："何谓也？"子夏曰："吾入见先王之义则荣之，出见富贵之乐又荣之，两者战于胸中，未知胜负，故癯。今先王之义胜，故肥。"是以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故曰："自胜之谓强。"
周有玉版，纣令胶鬲索之，文王不予；费仲来求，因予之。是胶鬲贤而费仲无道也。周恶贤者之得志也，故予费仲。文王举太公于渭滨者，贵之也；而资费仲玉版者，是爱之也。故曰："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知大迷，是谓要妙。"
【译文】
天下太平，没有急难祸患，就叫做静。传递紧急公文的车马都不用了，所以《老子》说：“歇下奔马，用来运肥耕田。”天下不太平，战争频凡，相互防备着，几年都不能停止，将士的盔甲上都长出了虱子，燕雀在军帐上都筑起了窝，而军队仍不能返回。所以《老子》说：“战马在郊外产下马驹。”
有个翟人把大狐、黑豹的皮进献给晋文公。文公接受客人的兽皮后感叹道：“狐豹因为皮美给自己带来了祸害。”国君因为名号而带来祸害的，徐倡王就属于这种情况；因城池与地理造成祸害的，虞、虢就属于这种情况。所以《老子》说：“罪过中没有比可以引起欲望的东西更大的了。” 智伯兼并范氏、中行氏后，又不停地进攻赵氏，韩、魏背叛智伯，智伯的军队在晋阳战败，智伯死在高梁东边，他的封地终于被瓜分，他的头骨被涂漆后用作饮器。所以《老子》说：“祸患中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了。”
虞国君主贪图屈产出的良马和垂棘出的壁玉，不听宫之奇的劝谏，因而国家灭亡，虞君身死。所以《老子》说：“过失中没有比贪得更惨痛的了。”
国家把生存作为根本，称霸称王也就有了可能；身体把生命作为根本，富裕尊贵也就有了可能。不用贪欲来危害自身，国家就不会灭亡，自身就不会死亡。所以《老子》说：“知道满足也就是真正的满足了。” 楚庄王救郑已经获胜后，在河雍地带打猎，回国后奖赏孙叔敖。孙叔敖请求汉水附近的土地，要了一块贫瘠的地方。楚国的法律，享受奉禄的大臣，到第二代就要收回封地，只有孙叔敖的封地独存。不把他的封地收回，其中的原因是土地硗薄，因而他的子孙好多代享有这块封地。所以《老子》说：“善于树立的就拔不掉，善于抱持的就脱不开，子孙因为善守封地而代代香火不绝。”说的就是孙叔效这种情况。
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叫做重，不离开君位叫做静。重就能役使轻，静就能驾驭躁。所以《老子》说：“重是轻的根本，静是躁的主宰。”所以说：“君子整天走路，不离开辎重。”国家即是君主的辐重。赵武灵王活着就传位给儿子，这就是离开了他的“辐重”，所以虽然有代和云中之地的乐事，飘飘然已失去赵国了。武灵王是大国君主，却让自己被天下人所轻视。失去权势叫做轻，离开君位叫做躁，因此被活活囚禁而饿死了。所以《老子》说：“轻，就会失去臣下；躁，就会丢掉君位。”说的就是赵武灵王这类情况。权势是君主的深潭。君主的权势落到了臣下手里，失去后就不可能再得到了。齐简公权势落到田成子手中，晋国君权落到六卿手中，终于国亡身死。所以《老子》说：“鱼不可以脱离深渊。”赏罚是国家的锐利武器，握在君主手中 就能控制臣下，握在医下手中就能制服君主。君主表示要行赏，臣子就扣除一部分用作自己的私赏；君主表示要行罚，臣子就加重刑罚来焙耀私人威风。君主表示要行赏，而臣子利用了他的权势；君主表示要行罚，而臣子凭借了他的威风。所以《老子》说：“国家的锐利武器，不可以拿给别人观看。”
越王来到吴国从事贱役，却示意吴玉北上伐齐，以便削弱吴国。吴军已在艾陵战胜了齐军，势力扩张到长江、济水流域，又在黄池盟会上逞强，由于出兵在外，久战力衰，所以才会在太湖地区被越国制服。所以《老子》说；“想要缩小它，必须暂且扩张它；想要削弱它，必须暂且加强它。”晋献公想要偷袭虞国，就把宝玉良马赠送给虞君；智伯将要袭击仇由，就把载着大钟的广车赠送给他们。所以《老子》说：“想要夺取它，必须暂且给与它。”不露形迹地完成事业，求得在天下获取大功，“这就叫微妙的明智。”处在弱小地位而能注重自行谦卑克制，说的是“弱能胜强”的道理。
有形状的东西，大的必定从小的发展起来；历时经久的事物，成群的必定从单个的积累起来。所以《老子》说：“天下的难事必定开始于简易，天下的大事必定开始于微细。”因此要想控制事物，就要从微细时着手。所以《老子》说：“解决难题要从易处着手，想干大事要从小处着手。”千丈长堤，因为楼蚁营窟而导致溃决；百尺高屋，因为烟囱漏火而导致焚毁。所以说：白圭巡视长堤时堵塞小洞，老人谨防跑火而涂封缝隙，因此白圭没有水灾，老人没有火灾。这些都是谨慎地对待容易的事来避免难事发生，郑重地对待细小的漏洞以避开大锅临头。扁鹊拜见蔡桓公，站了一会儿，扁鹊说：“您有病在表皮上，不治怕会加深。”桓公说：“医生喜欢医治没病的人来作为自己的功劳。”过了十天，扁鹊又拜见桓公说：“您的病到肌肤了，不治就会进一步加深了。”桓侯不理睬。扁鹊走了。桓侯再次表示不高兴。过了十天，扁鹊又拜见桓侯说：“您的病到了肠胃，不治会更加厉害。”桓侯再次不予理睬。扁鹊走了。桓侯再次表示不高兴。过了十天，扁鹊看见桓侯转身就跑，桓侯特意派人问他。扁鹊说：“病在表皮，药物熏敷可以治好；在肌肤，针灸可以治好，在肠胃，清热的汤药可以治好；在骨髓，属于主宰生命之神管辖的范围，没有办法了。现在君主病入骨髓，因此我就不再求见了。”过了五天，桓侯身体疼痛，派人找扁鹊，扁鹊已逃往秦国了。于是桓侯死了。所以良医治病，趁它还在表皮就加以治疗，这都是为了抢在事情细小的时候及早处理。事情的祸福也有刚露苗头的时候，所以圣人能够及早加以处理。
从前晋公子重耳出外流亡，路过郑国，郑国君主不以礼相待。叔瞻劝说道：“这是贤明的公子，您好好待他，可以积德。”郑君不听从。叔瞻又劝说道：“不好好待他，还不如杀了他，不要让他日后给我们带来祸患。”郑君又不听从。等到重耳返回晋国，起兵伐郑，大败郑国，夺取了郑国的八座城。晋献公用垂棘的宝玉相赠来向虞国借路去攻打掳国，大夫宫之奇劝说道：“不可借路。唇亡而齿寒，虞、虢互相救援，并不是在互相施恩。今天晋灭虢，明天虞必定会跟着灭亡。”虞君不听，接受晋国宝玉，借给晋军道路。晋在攻取虢后，返回路上就灭了虞。这两位臣子都抢在祸害刚露苗头时就想出了办法，但两位君主却不采纳，所以郑国因此战败了，虞国因此灭亡了。所以《老子》说：“事情安定时容易维持，事情未露苗头时容易想法处理。”
从前商纣制作了象牙筷子，箕子非常担忧，认为使用象牙筷子一定不会在陶制器皿里使用，一定会配合使用犀牛角杯或玉杯；象筷玉杯一定不会用于吃豆类食品熬的浓汤，一定要去吃牦牛、大象、豹子的胎儿；吃牦牛、大象、豹子的胎儿就一定不会穿粗布短衣，不会在茅屋下面食用，就一定要穿多层的织锦衣服，住上宽敞房屋和高台。箕子害怕结果严重，所以深为这样的开端担忧。过了五年，商约摆设肉林，建炮烙之刑，登上酒糟山，俯临酒池，他因而丧身。因此箕子看见象牙筷子就预感到了天下的祸害。所以《老子》说：“能够看到事物的萌芽状态，就叫做明。”
勾践到吴国服贱役，亲自拿着兵器做吴王的前驱，所以能在姑苏把夫差杀死。文王在玉门受到辱骂，面不改色，结果武王在牧野捉住了纣王。所以《老子》说：“能够保持柔弱即是刚强。”越王称霸，并不因为担任贱役而苦恼；武王称王，并不因为被人辱骂而苦恼。所以《老子》说：“圣人之所以不苦恼，因为他心里不认为苦恼，因此就不苦恼。” 宋国有个乡下人得到一块玉璞，然后把它进献给子罕，子罕不接受。乡下人说：“这是宝玉，应该作为您的器物，不应被小人使用。”子罕说：“你把玉看成宝，我把不接受你的玉看成宝。”这即是乡下人想要玉，而子罕不想要玉。所以《老子》说：“把没有欲望当作欲望，不要把难得的财物看得贵重。”
王寿正背着书走路，在四通八达的大路上碰到了徐冯。徐冯说：“事情是人做出来的，人的行为产生于当时的需要，聪明的人没有固定不变的做事方法。书本是记载言论的，言论产生于认识，明达的人是不藏书的。现在你为什么偏要背着书本走路呢？”于是王寿烧了他的书并高兴得手舞足蹈。所以有才智的人不用空言说教，聪明的人不用藏书箱子。不说教、不藏书是世人所指责的，而王寿重复了这样的做法，这是把不学习作为学习了。所以《老子》说：“把不学习作为学习，重新走上众人认为错误的道路。”
万物都有常态，应该因势利导。由于顺应了万物的常态，所以静止的时候能保持本性，活动的时候能顺应规律。有个宋国人，为他的君主用象牙雕刻褚叶，三年刻成了。它的宽狭、筋脉、绒毛、色泽，即使是混杂在真的楮叶中也不能辨别出来。这个人因为这一功劳而在宋国当了官。列子听到后说；“假使自然界要经过三年才长成一片叶子，那么有叶子的东西也就太少了！”所以不依靠自然条件而仅凭一个人的本事，不顺应自然法则而表现一个人的智巧，那就都是用三年时间雕刻一片叶子的行为了。所以冬天里种出的庄稼，后援也不能使它多产；丰年里旺盛的庄稼，奴仆也不能使它枯败。仅凭一人力量，就是后稷也将难以成事；顺应自然规律，就是奴仆也会成事有余。所以《老子》说：“仰仗万物自然而然地发展而不敢勉强去做。”
五官是精神的门窗。听力和视力全花在声色上，精神尽耗在外貌上，所以内心就没有主宰。内心没有主宰，祸福即使像山丘那么明显，也无从认识它。所以《老子》说：“不出门户，可以知道天下的事情；不从窗口向外张望，可以知道自然的规律。”这是说精神不要离开自身形体。
赵襄子向王子于期学习驾驭车马的技巧，不久和于期赛马，两人换了三次马而赵襄子三次都落后了。襄子说：“您教我驾马，技巧没有全教给我吧？”于期回答说：“技巧已全部教给您了，但您在使用时还有错误。驾驭车马应重视的，是要让马的身体在车子里感到安适，人的注意力和马的动作相协调，然后才能够奔得快，跑得远。现在您落在后面，就想赶上我；跑到前面，又怕被我赶上。引导马作远程赛跑，不是领先，就是落后；不管您是在前还是在后，注意力都在我身上，还怎么能和马协调一致呢？这就是您落后的原因。”白公胜策划政变，朝会结束后，他倒拿着马鞭，因而鞭杆上的尖针刺穿了脸颊，他连血流到地上都不觉察。郑人听到后说：“脸颊都忘记了，还有什么不会忘记呀！”所以《老子》说：“人们外出越远，知道的反而越少。”这是说思想围着远事转，就会丢掉眼前的事情。因此圣人没有恒定如一的行为。能够同时考虑远近事情，所以《老子》说“不行动就全知道了”。能同时看到远近各处，所以说“没看到就清楚了”。根据时机来办事，依靠条件来立功，利用万物的特性而在此基础上获利，所以说“不去做就成功了”。
楚庄王执政三年，没有发布过命令，没有处理过政事。右司马侍座，用隐语对庄王说：“有一只鸟栖息在南边的土丘上，三年不展翅，不飞不鸣。默然无声，这鸟该怎么称呼？”庄王说：“三年不展翅，是用来长羽翼的；不飞不鸣，是用来观察民众的习惯。虽然没有起飞，一飞必定冲天；虽然没有呜叫，一鸣必定惊人。您别管了吧，我已经知道了。”过了半年，庄王就亲自处理政事了。废掉的事情有十件，兴办的事情有九件，诛杀了五个大臣，进用了六个处士，结果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好。起兵伐齐，在徐州打败了齐国，在河雍战胜了晋军，在宋地会合诸侯，于是称霸天下。庄王不让小事妨碍自己的长处，因而能有大名；不过早表露出来，因而能有大功。所以《老子》说：“大器晚成，大音稀声。”
楚庄王想攻打越国，杜子进谏说：“大王攻打越国，为的什么？”楚王说：“越国政乱兵弱。”杜子说：“愚臣很为此事担忧。智慧好比眼睛，能看见百步以外的东西，却不能看见自己的眼睫毛。大王您的军队曾被秦、晋打败，丧失了数百里的土地，这是兵弱；庄{足乔}在境内造反，官府却不能加以禁止，这是政乱。大王兵弱政乱，并不在越国之下，反而想去攻打越国，这就是智慧如同眼睛，见远不见近啊。”庄王就停止了行动。所以了解事物的困难，不在于看清别人，而在于看清自己。所以《老子》说：“能自己认识自己就叫做明。”
子夏碰到了曾子，曾子说：“你怎么胖了？”子夏回答说：“思想斗争胜利了，所以胖了。”曾子说：“这话怎么讲？”子夏说：“我在家里学习先王的道理，总会非常敬仰，出门后看见富贵的乐事又总会十分羡慕，这两种情绪在心里发生了斗争，弄不清谁胜谁负，所以瘦了。现在先王的道理终于取胜了，所以胖了。”因此立志的困难，不在于胜过别人，而在于战胜自己。所以《老子》说：“能够战胜自我，就叫做强。”
周人拥有一块玉版，殷纣王派胶鬲前去索取，文王不给他；费仲前去索求，文王就给了。这是因为胶鬲贤达而费仲不讲道理。周人讨厌贤人在殷朝得志，所以给了费仲。周文王在渭水边提拔了太公，那是尊重他；而把玉版提供给费仲，却是看中他得志后可以扰乱殷纣。所以《老子》说：“假如不尊重他的老师，不爱惜可资利用的条件，尽管聪明，终是大糊涂，这就叫做奥妙。”
韩非《显学》
【原文】: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乐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听行如此，其于治人又必然矣。
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善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善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堕也。侈而堕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堕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立节参明，执操不侵，怨言过于耳，必随之以剑，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自好之士。夫斩首之劳不赏，而家斗之勇尊显，而索民之疾战距敌而无私斗，不可得也。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且夫人主于听学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为是也，而弗布于官；以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乱亡之道也。
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智不充其辩。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实之声。今之新辩滥乎宰予，而世主之听眩乎仲尼，为悦其言，因任其身，则焉得无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辩，而有华下之患；赵任马服之辩，而有长平之祸。此二者，任辩之失也。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钝利。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则臧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
磐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百万，不可谓强。石非不大，数非不众也，而不可谓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敌也。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是地不垦，与磐石一贯也。儒侠毋军劳，显而荣者，则民不使，与象人同事也。夫祸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类者也。
故敌国之君王虽说吾义，吾弗入贡而臣；关内之侯虽非吾行，吾必使执禽而朝。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术，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今或谓人曰：“使子必智而寿”，则世必以为狂。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为说人，此世之所以谓之为狂也。谓之不能然，则是谕也，夫谕性也。以仁义教人，是以智与寿说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明吾法度，必吾赏罚者，亦国之脂泽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故不道仁义。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括耳，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不听学者之言。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 痤则寖益。剔首、 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之。
【译文】
世上最出名的学派是儒家和墨家。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丘，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翟。自从孔子死后，有子张儒学，有子思儒学，有颜氏儒学，有孟氏儒学，有漆雕氏儒学，有仲良氏儒学，有孙氏儒学，有乐正氏儒学。自从墨子死后，有相里氏墨学，有相夫氏墨学，有邓陵氏墨学。所以孔子、墨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墨家分为三派，他们对孔、墨学说的取舍相互矛盾，各有不同，却都称是得了孔、墨的真传，孔、墨两人不能复活，叫谁来判断社会上这些学派的真假呢？孔子、墨子全都称道尧、舜，但他们的取舍又大不相同，却都自称得到了真正的尧舜之道。尧和舜不能复活，该叫谁来判定儒、墨两家的真假呢？自儒家所称道的殷周之际到现在七百多年，自墨家所推祟的虞夏之际到现在两干多年，就已经不能判断儒、墨所讲的是否真实了；现在还要去考察三千多年前尧舜的思想，想来更是无法确定的吧！不用事实加以检验就对事物作出判断，那就是愚蠢；不能正确判断就引为根据，那就是欺骗。所以，公开宣称依据先王之道，武断地肯定尧舜的一切，不是愚蠢，就是欺骗。对于这种愚蠢欺骗的学说，杂乱矛盾的行为，明君是不能接受的。
墨家的葬礼主张，冬天死就穿冬天的衣服，夏天死就穿夏天的衣服；只要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守丧三个月就行了，当今君主认为这是节俭，很尊崇他们。儒家主张倾家荡产地大办葬礼，守丧需经三年，要悲痛到身体受损伤、扶杖而行的程度，当今君主认为这是尽孝，很尊崇他们。要是赞成墨子的节俭，那就应该反对孔子的奢侈；要是赞成孔子的尽孝，那就应该反对墨子的暴戾。现在是尽孝和暴戾、奢侈和节俭同时存在于儒、墨两家的学说之中，而君主却都要加以尊礼。漆雕氏的主张是脸上不露出屈服顺从的表情，眼里不显出怯懦逃避的神色；自己错了，即使对奴仆也要避让；自己做得对，即使对于诸侯也敢于抗争。当今君主认为这是为人耿直而加以尊礼。宋荣子的主张则是完全不要斗争，绝对不要报仇，坐进监狱不感羞愧，被人欺侮不觉耻辱。当今君主认为这是为人能宽恕而加以尊崇。要是赞成漆雕氏的为人耿直，那就应该反对宋荣子的为人随和；要是赞成宋荣子的宽容，那就应该反对漆雕氏的凶暴。现在是宽容与耿直、随和与凶暴同时存在于这两个人的主张中，而君主对他们都要加以尊礼。显然属于愚蠢骗人的学说、杂乱相反的论争，而君主却都要听信不疑；结果世上的人，说话没有一定标准，办事没有固定主张。要知道，冰和炭是不能长久放在同一个器皿中，寒冷和暑热不能同时到来，杂乱相反的学说不能兼收并蓄而治理好国家。现在君主对于那种杂乱、荒谬和矛盾百出的言行全都听信，怎么能不造成混乱呢？听话、行事这个样子，君主在治理民众方面也就必然如此了。
如今的学者一谈起国家治理问题。总是说：“给贫穷的人一些土地，以充实他们匮乏的资财。”现在情况是，和别人的条件差不多，没有碰上丰年，没有额外收入的利益，但有的人独能做到自给自足；这不是由于勤劳，就是由于节俭的缘故。和别人的条件差不多，不存在荒年、大病、横祸、犯罪等问题，却独有他陷入贫穷；这不是由于奢侈，就是由于懒惰的缘故。奢侈和懒惰的人会贫穷，而勤劳和节俭的人能富足。现在君主向富足的人家征收财物去散给贫穷的人家，这是夺来勤俭节约者的财物而送给奢侈懒惰的人；这样还想督促民众努力耕作，省吃俭用，就根本办不到了。
假定这里有个人，坚决不进入危险地区，不参军打仗，不愿拿天下的大利来换自己小腿上的一根毫毛；当代君主一定会进而优待他，看重他的见识，赞扬他的行为，认为是轻视财物爱惜生命的人。君主所以把良田和宽大的住宅拿出来作为赏赐，设置官爵和俸禄，为的就是换取民众去拼死效命；现在君主既然尊重那些轻视财物爱惜生命的人，再想要求民众出生入死为国事作出牺牲，就根本不可能了。收藏书册，讲究辩说，聚徒讲学，从事文章学术事业来高谈阔论进行游说；对于这些人，当代君主一定会进而优待他。说什么“尊敬贤士是先王的制度”。官吏们征税的对象是种田的人，而君主供养的却是那些著书立说的学士。对于种田的人征收重税，对于学士却给予厚赏，这样，再想督责民众努力耕作而少说空话，是根本不可能的。讲求气节，标榜高明，坚持操守而不容侵犯，听到怨恨自己的话，马上拔剑而起；对于这样的人。当代君主一定会礼遇他，以为这是爱惜自我的人。对战场广杀敌意功的人不予奖赏，对那些逞勇报私仇的人反要使之尊贵，这样要想求得民众奋勇杀敌而不去私斗，是根本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供养儒生和侠客，危难到来时用战士打仗。所供养的人不是所要用的人，所要用的人不是所供养的人，这就是发生祸乱的原因。再说，君主在听取一种学说的时候，如果认为是对的，就应该正式向官府公布，并任用倡导的人。如果认为是错误的，就应该驱逐他们，并制止他们的言论。现在是。认为正确的，却不在官府予以公布；认为错误的，又不从根本上加以禁止。对的不采纳，错的不禁止，这是导致国家混乱和灭亡的做法。
澹台子羽有着君子的仪表，孔子信以为真君子，就收他为徒；同他相处时间长了，却发现他的品行和他的容貌很不相称。宰予说起话来非常文雅，孔子相信他是真文雅。就收他为徒5同他相处时间一长，却发现他的智力远不及他的口才。因此孔子说：“按照容貌取人吧，在于羽身上行不通；按照言谈取人吧，在宰予身上行不通。”看来，即使凭借孔子那样的聪明，也还有看人失实的结论。现在流行起来的巧辩大大超过了宰予，而当代君主听起话来又比孔子还要眩惑；因为喜欢他的言论，就去任用他这个人，这怎么能不出差错呢？因此，魏国听信孟卯的花言巧语，结果带来了华阳之战的惨败；赵国听信赵括的纸上谈兵，结果造成了长平之战的大祸。这两件事，都是任用能说会道的人而铸成了大错。如果炼铜造剑时只看所掺的锡和火色，就是欧冶也不能断定剑的好坏；可是用这把剑到水上砍死鸽雁，在陆上劈杀驹马，那么，就是减获也不会把剑的利钝搞错。如果只是打开马口看牙齿，以及观察外形，就是伯乐也不能判断马的好坏；可是让马套上车，看马究竟能跑多远。就是减获也不会把马的优劣搞错。如果只看一个人的相貌、服饰。只听他说话议论，就是孔子也不能断定这个人能力怎样；可是在官职上一试验，用办事成效一考察，就是庸人也不会怀疑他是愚蠢还是聪明了。所以，明着手下的官吏。宰相‘定是从地方官中选拔上来的，猛将一定是从士兵队伍个挑选出来的。有功劳的人必定给予奖赏，那么俸禄越优厚他们就越受鼓励；不断地升官晋级，那么。官职越高他们就越能办事。高官厚禄，公务大治，是称王天下的正道。
拥有巨石千里，不能算富有；拥有俑人百万，不能算强大。石头不是不大，俑人数目也不是不多，但不能说是富强的原凶：在丁巨石上不能生产粮食，而佣人不能用来抗击敌人。现在经商谋官和凭技艺牟利的人都是不靠种田吃饭的，这样土地得不到耕种。和巨石毫无二致。儒生和游侠没有军功，却得以显贵和出名，那就是使不动的人，和俑人的作用一样。现在只知道把巨石和俑人看成祸害。却不知道经商谋官和儒生游侠也是有地不垦、不能使用，同样是个祸害，那就是不懂得据事类推的人了。
因此，实力抗衡的别国君主尽管喜欢我们的仁义，我们却并不能叫他进贡称臣；关内侯虽然反对我们的行为，我们却肯定能让他拿着礼物来朝拜。可见力量大就有人来朝拜。力量小就得去朝拜别人，所以明君务求发展实力。在严厉的家庭中不会有强悍不驯的奴仆。在慈母的娇惯下却会出败家子。我由此得知威严和权势能够禁暴，而道德再好也不足以制止混乱。
圣人治理国家，不是依赖人们自觉为自己办事的善行，要的是那种人们不敢做坏事的局面。要是靠人们自觉地为自己办事的善行，国内找不出十几、几十个；要是形成人们不敢做坏事的局面，就可以使全国整齐一致。治理国家的人需要采用多数人都得遵守的措施，不能用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的办法，因此不应该推崇德治，而应该实行法治。定要依靠自然挺直的箭杆。几千年也造不出箭来；定要依靠自然长成的圆木，几万年也造不成车轮。自然长成的直杆和圆木，既然千年万载也没有一个，那为什么大家还都能有车坐、还都能射箭打猎呢？因为应用了加上木材的工具和方法。虽然也有不经过加工就自然合用的直杆和圆木，但好工匠是不看重的。为什么呢？因为要坐车的不是一个人，射箭打猎也不是只发一箭。虽然也有不靠赏罚就能自行去做好事的人，但明君是不看重的。为什么呢？因为国法不可丧失，而所要统治的也不是一个人。所以有办法的君主，不随和偶然的天生善行，而推行必然的政治措施。
如果对别人说：“我让你一定又聪明又长寿。”那么。大家肯定会认为这是说谎骗人。因为一个人的智力，是先天造成的；一个人的寿限，是命里注定的。这种天性和命定的东西，不是能从别人那里学来的。用人家不能做到的事去讨好人家。所以大家才说他说谎骗人。向人家说那些无法做到的事，这便是奉承，而奉承是一种本性。用仁义教人，就跟用智力和寿命取悦别人一样，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能接受的。光是称赞毛啬、西施的美丽，并不能使自己变得好看；用脂泽粉黛化妆—番，就能比原来漂亮几倍。空谈先王的仁义，对于治理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彰明自己国家的法度，在国内坚决实行赏罚，也就如同能使国家富强起来的脂泽粉黛。所以明君急切地追求有效的手段，而不去理睬虚妄的颂扬，所以不讲什么仁义道德。
如今的巫祝为人祈祷时总是说：“愿你长生千秋，万寿无疆！”这种千秋万岁的声音在耳边喋喋不休，可是使人多活一天的应验也没有；这就是人们看不起巫视的原因。现在世上的儒家游说君主时，不谈现在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反而说一些过去治理国家取得的功绩；不去考察官府法令这样的事务，不了解奸诈邪恶的实情，却都去称道上古流传的美谈和先王就的功业。儒家侈谈什么：“要是听从我的主张，就可以称王称霸。”这就是游说者中的巫视，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明君办实事，去无用，不空谈什么仁义道德，也不听信学者的言论。
现在，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要得民心。”如果得民心就可以治理好国家，那么伊尹、管仲就没有用处了，只要听任民众就一了百了了。民众的认识就像婴儿的心智一样，是不能信从的。婴儿不剃头就会肚痛，不剖疮就逐渐加重；而要给婴儿剃头和剖疮，必须由一个人抱着，由慈母给他处理；即使这样他还会哭喊不止，因为婴儿并不知道给他吃点小苦会带来大的好处。如今君主加紧督促开荒种田，为的是增加民众的收入，却被认为太残酷；制定刑法，加重惩罚，为的是禁止奸邪，却被认为太严厉；征收钱粮的赋税，为的是把它们用于救济灾荒、供养军队，却被认为太贪婪；使国内民众必须知道披甲上阵，而不准私自免除兵役，为的是征服敌人，却被认为太凶狠。上述四项措施，本是为了治国安民，可是民众却不欢迎。君主所以要寻求圣明通达的人，就是因为民众的认识是不能信从和作为标准。当初大禹疏通江河。而民众却用瓦石去填塞；子产提倡开荒种桑，而郑国民众却要责骂。大禹使天下人获得利益，子产使郑国得以保全，但都受到人们的诽谤，可见民众的认识显然是靠不住的。所以选拔人才时希图得到贤人智士，治理国家时指望顺应民众心理，都是造成混乱的根源，是不可能用来治理好国家的。
韩非《五蠹》
【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於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於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馀，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於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饟；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心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备適於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銛矩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谋，当今争於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势，寡能怀於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於爱，听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於君而曲於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脩行义而习文学。行义脩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閒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於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於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焉。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辩而不周於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乱；行身者竞於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於法，动作者归之於功，为勇者尽之於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亹，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於内，言谈者为势於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从衡之党，则有仇之忠，而借力於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
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於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於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於其听说也，於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之说而徼悻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於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於内，而事智於外，则不至於治强矣。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於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於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於从，卫亡於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於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於内而政乱於外，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故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於敌，退则死於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途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於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於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译文】
在上古时代，人口稀少，鸟兽众多，人民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这时候出现了—位圣人，他发明在树上搭窝棚的办法，用来避免遭到各种伤害；人们因此很爱戴他，推举他来治理天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的是野生的瓜果和蚌蛤，腥臊腐臭，伤害肠胃，许多人得了疾病。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位圣人，他发明钻木取火的方法烧烤食物，除掉腥臊臭味；人们因而很爱戴他，推举他治理天下，称他为隧人氏。到了中古时代，天下洪水泛滥，鲧和他的儿子禹先后负责疏通河道，排洪治灾。近古时代，夏桀和殷纣的统治残暴昏乱，于是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到了夏朝，还有人用在树上搭窝棚居住和钻木取火的办法生活，那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到了殷周时代，还有人要把挖河排洪作为要务的话，那就一定会被商汤、武王所耻笑。既然如此，那么在今天要是还有人推崇尧、舜、禹、场、武王的政治并加以实行的人，定然要被现代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期望照搬古法，不死守陈规旧俗，而是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而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有个宋人在田里耕作；田中有一个树桩，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在树桩上碰断了脖子死了。从此这个末人便放下手中的农具，守在树桩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他当然不可能再得到兔子，自己倒成了宋国的一个笑话。现在假使还要用先王的政治来治理当代的民众，那就无疑属于守株待兔之类的人了。
在古代，男人不用耕种，野生的果实足够吃的；妇女不用纺织，禽兽的皮足够穿的。不用费力而供养充足。人口少而财物有余，所以人们之间用不着争夺。因而不实行厚赏，不实行重罚，而民众自然安定无事。现在人们养有五个儿子并不算多，每个儿子又各有五个儿子，祖父还没有死就会有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口多了，而财物缺乏；费尽力气劳动，还是不够吃用。所以民众互相争夺，即使加倍地奖赏和不断地惩罚。结果仍然免不了要发生混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住的是没经修整的茅草房，连栋木椽子都不曾刨光；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场；冬天披坏小鹿皮，夏天穿着麻布衣。就是现在看门奴仆的生活，也不比这差。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锹锄带领人们干活，累得大腿消瘦，小腿上的汗毛都磨没了，就是奴隶们的劳役也不比这苦。这样说来，古代把天子的位置让给别人，不过是逃避看门奴仆般的供养，摆脱奴隶样的繁重苦劳罢了；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也并不值得赞美。如今的县令，一旦死了，他的子孙世世代代总有高车大马，所以人们都很看重。因此，人们对于让位这件事，可以轻易地辞掉古代的天子，却难以舍弃今天的县官；原因即在其间实际利益的大小很不—样。居住在山上要到谷底汀水的人，逢年过节用水作为礼品互相赠送；居住在洼地饱受水涝灾害的人，却要雇人来挖渠排水。所以在荒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就连自己的幼弟来了也不肯管饭；在好年成的收获季节，即使是疏远的过客也总要招待吃喝。不是有意疏远自己的骨肉而偏爱过路的客人，而是因为存粮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因此，古人轻视财物。并不是因为仁义，而是由于财多；今人互相争夺，并不是因为卑鄙，而是由于财少。古人轻易辞掉天子的职位，并不是什么风格高尚，而是因为权势很小；今人争夺官位或依附权势，也不是什么品德低下，而是因为权大势重。所以圣人要衡量财物多少、权势大小的实况制定政策。刑罚轻并不是仁慈，刑罚重并不是残暴，适合社会状况行动就是了。因此，政事要根据时代变化，措施要针对社会事务。
古代周文王地处丰、镐一带，方圆不过百里，他施行仁义的政策感化了西戎。进而统治了天下。徐偃王统治着汉水东面的地方，方圆有五百里，他也施行仁义的政策，有三十六个国家向他割地朝贡。楚文王害怕徐国会危害到自己，便出兵伐徐灭了徐国。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得了天下，而徐偃王施行仁义却亡了国；这证明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不同了，政事就会随之不同。在舜当政的时候，苗族不驯服，禹主张用武力去讨伐，舜说：“不行。我们推行德教还不够深就动用武力，不合乎道理。”于是便用三年时间加强德教，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苗族终于归服了。到了共工打仗的时候，武器短的会被敌人击中，销甲不坚固的便会伤及身体；这表明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的德政方法只能用于古代而不能用于当今。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也要跟着改变。上古时候人们在道德上竞争高下，中古时候人们在智谋上角逐优劣，当今社会人们在力量上较量输赢。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人。齐人说：“你的话说得不是不巧妙，然而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所说的这套空话。”于是出兵攻打鲁国，把齐国的国界推进到距鲁国都城只有十里远的地方。所以说徐偃王施行仁义而徐亡了国，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失了地。由此说来，仁义道德、机智善辩之类，都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正道。如果当初抛弃徐偃王的仁义，不用子贡的巧辩，而是依靠徐、鲁两国的实力，去抵抗有万辆兵车的强敌，那么齐、楚的野心也就不会在这两个国家里得逞了。
古今社会风俗不同，新旧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如果想用宽大和缓的政策去治理剧变时代的民众，就好比没有缰绳和鞭子却要去驾驭烈马一样，这就会产生不明智的祸害。现在，儒家和墨家都称颂先王，说他们博爱天下一切人，就如同父母爱子女一样。用什么证明先王如此呢？他们说：“司寇执行刑法的时候，君主为此停止奏乐；听到罪犯被处决的报告后，君主难过得流下眼泪。”这就是他们所赞美的先王。如果认为君臣关系能像父子关系一样，天下必能治理得好，由此推论开去，就不会存在父子之间发生纠纷的事了。从人类本性上说，没有什么感情能超过父母疼爱子女的，然而大家都一样疼爱子女，家庭却未必就和睦。君主即使深爱臣民，何以见得天下就不会发生动乱呢？何况先王的爱民不会超过父母爱子女，子女不一定不背弃父母，那么民众何以就能靠仁爱治理好呢？再说按照法令执行刑法，而君主为之流泪；这不过是用来表现仁爱罢了，却并非用来治理国家的。流泪而不想用刑，这是君主的仁爱；然而不得不用刑，这是国家的法令。先王首先要执行法令，并不会因为同情而废去刑法，那么不能用仁爱来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就明白无疑了。
况且人们一向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的。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他修养身心，宣扬儒道，周游列国，可是天下赞赏他的仁、颂扬他的义并肯为他效劳的人才七十来个。可见看重仁的人少，能行义的人实在难得。所以天下这么大，愿意为他效劳的只有七十人，而倡导仁义的只有孔子一个。鲁哀公是个不高明的君主，面南而坐，统治鲁国，国内的人没有敢于不服从的。民众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也确实容易使人服从；所以孔子反倒做了臣子，而鲁哀公却成了君主。孔子并不是服从于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因此，要讲仁义，孔子就不会屈服于哀公；要讲权势，哀公却可以使孔子俯首称臣。现在的学者们游说君主，不是要君主依靠可以取胜的权势，而致力于宣扬施行仁义就可以统治天下；这就是要求君主一定能像孔子那样，要求天下民众都像孔子门徒。这在事实上是肯定办不到的。
现在假定有这么一个不成材的儿子，父母对他发怒，他并不悔改；乡邻们加以责备，他无动于衷；师长教训他，他也不改变。拿了父母的慈爱、乡邻的帮助、师长的智慧这三方面的优势同时加在他的身上，而他却始终不受感动，丝毫不肯改邪归正。直到地方上的官吏拿着武器，依法执行公务，而搜捕坏人的时候，他这才害怕起来，改掉旧习，变易恶行。所以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好子女，必须依靠官府执行严厉的刑法；这是由于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娇纵，见到威势就屈服的缘故。因此，七丈高的城墙，就连善于攀高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太陡；干丈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可以被赶上去放牧，因为坡度平缓。所以明君总要严峻立法并严格用刑。十几尺布帛，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熔化着的百镒黄金，即使是盗跃也不会伸手去拿。不一定受害的时候，十几尺的布帛也不肯丢掉；肯定会烧伤手时，就是百镒黄金也不敢去拿。所以明君—定要严格执行刑罚。因此，施行奖赏最好是丰厚而且兑，使人们有所贪图；进行刑罚最好严厉而且肯定，使人们有所畏惧；法令最好是一贯而且固定，使人们都能明白。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改变，执行刑罚不轻易赦免5对受赏的人同时给予荣誉，对受罚的人同时给予谴责。这样一来，不管贤还是不贤的人，都会尽力而为了。
现在就不是这样。正是因为他有功劳才授予他爵位的，却又鄙视他做官；因为他从事耕种才奖赏他，却又看不起他经营家业；因为他不肯为公干事才疏远他，却又推祟他不羡慕世俗名利；因为他违犯禁令才给他定罪，却又称赞他勇敢。是毁是誉，是赏是罚。执行起来竞如此自相矛盾；所以法令遭到破坏，民众更加混乱。现在假如自己的兄弟受到侵犯就一定帮他反击的人，被认为是正直；知心的朋友被侮辱就跟随着去报仇的人，被认为是忠贞。这种正直和忠贞的风气形成了，而君主的法令却被冒犯了。君主推崇这种忠贞正直的品行，却忽视了他们违犯法令的罪责，所以人们敢于逞勇犯禁，而官吏制止不住。对于不从事耕作就有吃有穿的人．说他有本事；对于没有军功就获得官爵的人，说他有才能。这种本事和才能养成了，就会导致国家兵力衰弱、土地荒芜了。君主赞赏这种本事和才能，却忘却兵弱地荒的祸害；结果谋私的行为就会得逞，而国家的利益就要落空。
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犯法的本该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该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所以，法令反对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处罚的，成了权贵豢养的。法令反对和君主重用，官吏处罚和权贵豢养，四者互相矛盾，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好天下。所以对于宣扬仁义的人不应当加以称赞，如果称赞了，就会妨害功业；对于从事文章学术的人不应当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会破坏法治。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吉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土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丁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肯定没指望的。
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把围着自己绕圈子的叫做“私”。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苍颉就已经知道厂的。现在还有人认为公私利益相同，这是犯了没有仔细考察的错误。那么为个人打算的话，没有什么比修好仁义、熟悉学术的办法更好了。修好仁义就会得到君主信任。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悉学术就可以成为高明的老师。成了高明的老师就会显荣。对个人来说。这是最美的事了。然而没有功劳的就能做官。没有爵位就能显荣，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国家就一定陷入混乱，君主就一定面临危险了。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却又崇尚仁爱慈惠的行为；攻城大功的人本该授予爵禄。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采用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来防备战乱，却又提倡宽袍大带的服饰；国家富足靠农民。打击敌人靠士兵，却又看重从事于文章学术事业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如此理政，要想使国家太平和强盛足不可能的。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游侠，危难来临的时候要用披坚执锐的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而国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结果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天天多了起来，这就是社会陷于混乱的原因所在。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是指忠贞不欺的行为；所说的智，是指深奥玄妙的言辞。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就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制定民众都得遵守的法令，却采用那些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民众就无从弄懂了。所以，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追求精美饭菜的；连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会期望华丽衣衫的。治理社会事务，如果紧急的还没有办好，那么可从缓的就不必忙着去办。现在用来治理国家的政治措施，凡属民间习以为常的事。或普通人明知的道理不加采用，却去期求连最聪明的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了。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至于推崇忠贞信义的品行。必将尊重那些诚实不欺的人；而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什么使人不行欺诈的办法。平民之间彼此交往，没有大宗钱财可以互相利用，没有大权重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要寻求诚实不欺的人。如今君主处于统治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完全有条件掌握重赏严罚的权力，可以运用法术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那么即使有田常、子罕—类的臣子也是不敢行欺的，何必寻找那些诚实不欺的人呢？现今的忠贞信义之十不满十个。而国家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信义之士。那么合格的人就会不敷需要；合格的人不敷需要，那么能够把政事治理好的官就少，而会把政事搞乱的官就多了。所以明君的治国方法，在于专 实行法治，而不寻求有智的人；牢牢掌握使用官吏的权术。而不欣赏忠信的人。这样，法治就不会遭到破坏而官吏们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现在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喜欢悦耳动听而不管是否恰当；对于臣下的行事，仅欣赏他的名声而不责求做出成效。因此天下很多人说起话来总是花言巧语，却根本不切合实用，结果弄得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乱；立身处世的人竞相标榜清高，不去为国家建功立业。结果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推辞俸禄而不接受，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兵力不免于削弱。政局不免于混乱，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因为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优待的，都是些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坚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而民众印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打仗是十外危险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于。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出此获得显贵。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道。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状况。从事于智力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因此，在明君的国家里，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没有游侠刺客的凶悍，而只以杀敌立功为勇敢。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归于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从军打仗上。正因如此。太平时期国家就富足，战争时期兵力就强盛，这便奠定了称王天下的资本。既拥有称五天下的资本，义善于利用敌国的弱点；建立超过五帝、赶上三王的功业，一定得采用这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士、游侠在国内恣意妄为，纵横家在国外大造声势。内外形势尽行恶化，就这样来对付强敌。不是太危险了吗？所以那些谈论外交问题的臣子们，不是属于合纵或连衡中的哪一派，就是怀有借国家力量来报私仇的隐衷。所谓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国家；所谓连衡，就是依附于一个强国去攻打其他弱国。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衡的臣子都说：“不依附大国，一遇强敌就得遭殃。”侍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效应，倒必须先献出本国地图，呈上政府玺印，这样才得以请求军事援助。献出地图，本国的版域就缩小了；呈上空印，君主的声望就降低了。版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声望降低。政治上就混乱了。侍奉大国实行连衡。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救援小国去进攻大国，就失了各国的信任；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国家就面临危险；国家面临危险。君主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不一定有什么实惠可言。倒要起兵去和大国为敌。援救小国木必能使它保存下来。而进攻大国未必就不失误一有失误，就要被大国控制了。出兵的话，军队就要吃败仗；退守的话，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实行合纵。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使国土被侵吞，军队吃败仗。所以，侍奉强国，只能使那些搞连衡的人凭借外国势力在国内捞取高官；援救小国，只能使那些搞合纵的人凭借国内势力从国外得到好处。国家利益没有确立起来，而臣下倒先把封地和厚禄都弄到手了。尽管君主地位降低了，而臣下反而抬高了；尽管国家土地削减了，而私家却变富了。事情如能成功．纵横家们就会依仗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的话，纵横家们就会凭借富有引退回家享福。君主如果听信臣下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已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得不到处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言辞不断去进行投机活动呢？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花言巧语造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论是公正确，事败之后也没有坚决地实行处罚。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活动，收效大的可以统—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安全。”所谓统—天下，提的是能够打败别国；所谓保旺安全，指的是本国不受侵犯。兵强就能打败别国。国安就不可能被人侵犯。而国家的强盛和安定并不能通过外交活动取得，只能靠搞好内政。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要一心在外交上动脑筋。就必然达下到国家安定富强的目的了。
乡间谚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就是说，物质条件越好越容易取得功效。所以国家安定强盛，谋事就容易成功；国家衰弱混乱，计策就难以实现。所以用于秦国的计谋，即使改变十次也很少失败；用于燕国的计谋，即使改变一次也很难成功。这并不是被秦国任用的人智慧必高，被燕国任用的人脑子必笨，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治乱条件大不相同。所以西周背弃秦国参予合纵，只一年工夫就被吞灾了；卫国背离魏国参与连衡，仅半年工夫就被消灭了。这就是说合纵灭了西周，连衡亡了卫国。假使西周和卫国不急于听从合纵连横的计谋，而将国内政治严加整顿，明定法律禁令，信守赏罚制度，努力开发土地来增加积累，使民众拼死去坚守城池；那么．别的国家夺得他们的土地吧，好处不多。而进攻这个国家吧，伤亡很大。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不敢自我拖累在坚城之下，从而促使强敌自己去衡量其中的害处，这才是保证本国必然不会灭亡的办法。丢掉这种必然不会亡国的办法，却去搞势必会招致亡国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人的过错。外交努力陷于困境，内政建设陷于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就无法挽救了。
人们的习惯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私利而避开危险和穷苦。如果让他们去打仗。前进会被敌人杀死，后退要受军法处置，就处于危险之中了。放弃个人的家业，承受作战的劳苦，家里有困难而君主不予过问，就置于穷困之中了。穷困和危险交加，民众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们投靠私门贵族，求得免除兵役，兵役免除了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也就可以得到安全了。用钱财贿赂当权者就可以达到个人欲望，欲望一旦达到也就得到了实际利益。平安有利的事情明摆在那里，民众怎能不去追求呢？这样一来，为公出力的人就少了，而依附私门的人就多了。
明君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要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闭的人尽量减少。而且名位卑下；以免从事农耕的人少而致力于工商业的人多。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行贿托情的风气很流行，这样官爵就可以用钱买到；官爵可以用钱买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会低贱了。投机取巧非法获利的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他们搜括到的财富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几倍，他们获得的尊贵地位也远远超过从事耕战的人，结果刚正不阿的人就越来越少，而经营商业的人就越来越多。
因此，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称引先王之道来宣扬仁义道德；讲究仪容服饰而文饰巧辩言辞，用以扰乱当今的法令，从而动摇君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们，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于国外势力来达到私人目的，进而放弃了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图显身扬名，结果触犯国家禁令。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权臣贵族，肆意行贿，而借助于重臣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奢侈资财。囤积居奇，待机出售，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上述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