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思想建构：哲学与文化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04月27日14版
作者：何中华
在马克思的思想建构中，哲学与文化是互为中介、建设性互动的，也可以说是互诠互释的解释学循环关系。从这一角度审视马克思的思想建构，对于全面而深刻地领会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启示意义。
人类掌握世界的多维方式为哲学提供了广义文化背景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据朱光潜先生考证，所谓“实践精神的掌握”并不是同其他掌握方式相并列的一种独立的方式，而只是对艺术的和宗教的掌握方式的限定。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问题，认为人同世界打交道有思维的、宗教的和艺术的等不同的方式。这意味着人类是沿着真善美不同维度能动地、创造性地建构属人世界的，它涵盖了人类文化的所有可能的维度。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实现了一次伟大的变革，但对这种变革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尚有不同的解读。其实，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革，除了根本改变了哲学的原初基础之外，更深刻的在于重建了哲学观本身，亦即确立了人们看待哲学的全新方式。这至少包括：第一，哲学不再是哲学家书房里或大脑中的思辨游戏，而是变成了人的存在方式的历史展现及其完成本身。第二，哲学的使命不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这使哲学从根本上突破了狭隘知识论的限囿。第三，哲学被置于广义的文化亦即真善美多维背景下加以定位和领会，哲学与文化在马克思语境中达成相互建构的解释学关系。
马克思对真善美的深刻洞察，为哲学确立了一个广义的文化背景，为恰当地理解哲学，从而建立健全的哲学观提供了可能。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也是实证主义盛行的时代。在实证主义看来，哲学不过是科学的幼稚状态。“社会学之父”孔德就把人类文明划分为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科学的三个阶段，在他看来，哲学不过是前科学形态罢了。这极大缩减了哲学的文化蕴含，使其沦为一种褊狭的知识论辩护方案，人的存在论向度就被遮蔽掉了。这是马克思所不能接受的。马克思以广义文化为视角，在真善美的三维结构中建构自己的哲学，突破了过去那种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作为唯一坐标来看待哲学的狭隘视野，使哲学变成了真善美的反思形式。由于从哲学上奠定了实践这一人的存在的原初基础，马克思在自己的思想建构中对哲学所作的这种广义化的理解，就成为哲学本身具有必然性的内在诉求了。
马克思的哲学建构当然包含着真的维度，但却不仅仅局限于实证方法，还有善的和美的视野。这正是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完成的伟大变革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对人的存在及其时间性的展现所作的考察，内在地体现着实证与思辨、理性与价值等多维视野的统一；对资本主义及其启蒙现代性所作的批判性解构，充分体现着历史与道德的统一，既历史地肯定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又以超然的眼光指出其历史暂时性和消亡的不可避免性。马克思把美同人的历史解放内在地联系起来领会，不仅揭示了美的历史内涵，而且给出获得这一内涵的历史条件。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及其所蕴含的哲学观，都体现了真善美的高度统一。
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意味着至真、至善、至美的内在融合和最后实现。首先，人的实存在与本质达到统一之后，就不再以扭曲的方式而是以其本真的方式表征人的本质，这也就是人的历史存在本身的祛蔽，即马克思存在论意义上的真理的发生。其次，当相对的善同相对的恶之对立被历史地扬弃之后，绝对的善便在历史中现身，这与其说是实现了道德，倒不如说是超越了道德更恰当。再次，马克思语境中的审美被理解为人的历史解放，它不再局限于少数人的职业行为，而是变成了整个人类的存在方式本身，可谓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个“大美”就是绝对之美。显然，真善美在极致之处也就彼此相通了。它们的这种统一，构成共产主义亦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所说的“自由王国”的基本内涵。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整个前共产主义阶段的历史，其实不过是人类的“史前期”；只有当共产主义来临之后，人类才开始真正地进入“人的历史”。
因此，从历史的演变看，真善美有一个由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在相对性的意义上，三者是多元并存的关系；但在绝对性的意义上，它们则在极致之处彼此相通、合而为一。就具体的历史维度而言，在前共产主义社会，真善美还是相互分离的；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它们必将不再彼此隔膜，而走向内在的统一，至真也就是至善，至善也就是至美。它们统一于人的存在的历史展现的完成，统一于人的实存向人的本质的复归，统一于人的历史解放，统一于人的自由的真正实现。
从哲学视野审视并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和历史演变轨迹
马克思不仅从广义的文化视野去审视哲学，而且反过来从哲学视野去审视人类文化。从最一般意义上说，所谓文化就是人化。但文化不是靠一句空洞的断言就可以打发掉的，它必须蕴含特定内容。马克思哲学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从逻辑上为阐释人类的文化创造奠定了原初基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谓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深刻地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内涵。这种对象化就是实践对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的能动建构，文化因此才是“生产”性的。用后来斯宾格勒的话说就是“方成”的，而非“已成”的。人们注意到，几乎所有既存的文化定义，大都囿于文化的预成方面，把文化界说为人类或某一民族所特有的“存在模式”，或者界说为人的“生活样法”，都只是着眼于文化的预成性，而忽视了文化的生成性和创造性。马克思“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命题，却体现着预成与生成、继承与创造的有机统一，避免了以往文化定义的局限。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这一揭示本身就充满着辩证性质。着眼于历史的长时段，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经历了由人的自我肯定方式到否定方式的转变。这一吊诡，在马克思的思想那里不能不具有历史辩证法性质。文化一开始无疑是作为人的自我肯定方式而被创造出来的；但悖谬的是，在人类历史上，它又以自否性的姿态表征为对人的异己化关系。例如，资本主义占有制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文化维度，都形成了否定性的关系。马克思所谓的“人类学的自然界”或“人化了的自然界”，就隐含着生态危机的可能性，它在全球化背景下甚至已经变成了现实的威胁。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科学”作为当代文化最富有象征性的形态，甚至也“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这种历史的辩证法，恰恰是马克思哲学在文化问题上的深刻之处。它不仅预言了危机，揭示了危机的深刻根源，还为人类摆脱危机昭示了真正的出路。
作为洞察文化现象背后秘密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还为透视文化权力的实质提供了依据。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这恰当地揭示了文化领导权和话语权背后深刻的社会基础和物质根源。无产阶级同样需要拥有文化领导权和话语权，但它不再是狭隘阶级利益的修辞方式，而只是为人类解放所作的必要准备。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的普遍交往造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进一步导致“世界文学”的产生。《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世界文学”是个大概念，象征并喻指人类精神文化的所有基本形态。历史辩证法表明，文化的演进不都是正面的，也有否定性的方面。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存在着走向文化匀质化的危险，威胁到文化的多样性。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捍卫文化多样性，就必须使人与人的交往模式由“主—客关系”转变为“主—主关系”亦即互主体性关系。而要实现这一点，就不能不有赖于社会制度层面的变革和优化。马克思曾经写道：“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这意味着，文化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它所体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这一唯物史观的立场，无疑是文化决定论和文化相对论的一副解毒剂。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观不是线性的、直线式的，而是通过辩证否定而展现的螺旋式上升的模式。这种历史的辩证法，为把握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提供了范导。就此而言，在马克思语境中，哲学给出了人类文化的演化逻辑，有着对文化的深刻的历史洞察。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原始的丰富性”经过旧式分工、现代私有制、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的支配和奴役，日益变得片面化、贫乏化、抽象化。只有历史地扬弃这种异己化状态，人才能够以一种全面的方式重新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当然，这种重新占有是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回归，它既不是完全的重演，也不是离开起点的背叛。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写道：“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在他看来，前者是浪漫主义立场，后者是资产阶级立场，它们必须被同时克服和超越。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这种寻求合题的取向，在时间性的展开中，就表征为在否定中的重新肯定，或者说在新的基础上向出发点的复归。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得好：“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这里，马克思甚至是用诗意化的语言象征地表达了他对人类文化未来演化轨迹的富有洞察力的预期。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倘若离开了马克思哲学，这种对文化的预期还是可能的吗？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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