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研究中构建学术话语体系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06月19日16版

 

田毅鹏

 

如果将比较研究置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就会发现，比较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单纯的方法论，而是同时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和话语方式深嵌到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之中，很多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实际上都是建立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的。比如，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为了证明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独特性，便选取中国等国作为参照系展开比较研究，撰写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著作。韦伯的目的并不在于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性或深层结构，而是以中国为“他者”，试图更为深刻地凸显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独特性，其学术话语具有将非西方世界另类化的倾向。

 

循着这种路径构建起来的西方现代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偏执之处，压抑了非西方国家学术研究的话语权。首先，这种比较研究形成了一些武断的歧视性判断，如在现代化起源问题上，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发生，不过是对西方文明刺激性挑战的被动回应。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缺少中国等国家主体性的现代化研究，与其说是比较研究，不如说是按照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简单对号入座，认为凡是和西方相同的，即为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反之则不是。其次，这种先入为主的比较研究潜藏着一些基本的话语预设和凝固性的命题表述。例如，在比较中西社会异同时，动辄称西方以个人为本位、东方以家族为本位。这种主观色彩极浓的笼统概括，忽略了中华文化是一个不断变化更新的复杂文化体，自然就难以完整准确地反映中华文化的真实特性。最后，这种比较研究遮蔽了非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淡化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无力自拔，就有可能被别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所覆盖，最终导致思考主体性的丧失。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防止以往比较研究中学术话语表达的片面和错位，努力增强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构建新的学术话语体系。这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必然要求。为此，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于本土经验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及其内涵进行新的界定和诠释。比如，我国学者基于本土经验所提出的“城镇化”概念，实际上就是一个基于比较视域而进行的理论创新。城市化不是城市元素对农村的简单覆盖，而是二者之间复杂漫长的互动过程。与欧美国家不同，我国历史上形成了广泛的村镇系统，因此，在我国讨论城市化必须考量村镇的因素。此外，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我国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这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特殊影响。我国的“城镇化”概念实际上是将城市化研究融入中国社会、经过比较研究再思考后提出的，是对世界城市化理论的贡献。

 

二是通过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实现学术话语的转换与更新。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一种“互为参照系”的比较研究方法，这一方法基本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用西方的经验来评价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第二步用中国的经验来评价西方。通过将比较研究中主体与客体的位置进行互换，得出新的价值观念。与传统的比较研究方法相比，这似乎是一种可行的至少是合理的比较研究方法。

 

三是以开放的心态开展海外研究。构建学术话语体系，不能仅仅将目光局限于本土社会，而应放眼世界进行比较研究。西方学界在构建现代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时，拿西方以外的社会当镜子照他们自己，以自己为中心构建了学术话语体系，而包括我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却没有经历这个过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想摆脱话语依附，需要到海外去做田野调查，拿外国社会当镜子，在此基础上以我们自己为中心构建学术话语体系。这样的往来互动对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构建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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