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本科发展受挫根源在哪？

《光明日报》2015年09月01日 14版

 

作者：洪成文 孟彦

 

 

就办学定位而言，地方本科院校发展定位不明确，在学术型大学与应用技术型大学定位选择中犹豫不决，不得要领。人才培养目标保守，不屑于学习高职高专院校，而是盲目借鉴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经验，将发展重点放在追求硕士点、博士点和大宗科研项目上，不免出现“邯郸学步”的反效果。

 

就教学评价而言，应以教学为主的地方本科院校并未将教学工作放在第一位，对教师考评的理念、手段和资源配置也偏离了正确方向。在处理教学与科研、科研与社会服务的关系上不明确，未将教学工作放在资源配置的重要之处。

 

从高校与社会的合作发展来看，地方本科院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不能满足企业、政府、社会等用人方的需求，由此引申出来的问题是课程设置老套、培养过程偏理论、实习环节不扎实等问题。

 

上述问题是否真正触及到了地方本科教育问题的实质？我们持保留意见。以上问题并不是地方本科院校的独有问题。如，研究型大学定位做好了吗？行业特色大学的教学评价问题解决了吗？高职高专院校与社会合作默契吗？答案是否定的。因此，只是将地方本科院校的发展问题停留在以上分析，不仅未触及问题的本质，而且很有可能误导政策制定者、高校办学者以及社会大众。用共性的问题来分析地方本科院校的发展，将忽视地方本科院校发展问题的特殊性，从而无法找到真正的病因，解决办法发挥的效果可想而知。

 

那么，地方本科高等教育的问题根源在哪里呢？本文将通过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比较分析，寻找问题的症结。

 

以德国和美国为例，发展地方本科教育的成功经验主要有：紧密联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办学经费保障较好；师生比调控合理。假设这些是发达国家地方本科教育得以成功的发展经验，那么，对比我国地方本科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以下条件，问题根源也就不难找出。

 

紧密联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联系地方经济发展的紧密性表现在服务触角延展的广度和深度，每一个县都设有威斯康星大学的技术服务站。如此全方位的覆盖体现了大学办学定位的转变，同时也对大学的课程教学提出相应的变革要求。因此，地方本科院校不能在围墙中办学，必须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学校之外。可以说，服务触角延展的深度和广度是衡量地方本科院校与社会联系紧密程度的关键。不能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高校终将面临发展危机，自我孤立。英国华威大学和荷兰的特伦特大学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其类似。

 

提升办学自主权

 

办学自主权一直是研究型大学追求的目标，而发达国家本科院校的成功经验表明，要发展好地方高校，地方政府必须在控制和维护自主权两个方面维持平衡。从美国地方高校来看，政府虽然不直接管理高校，但财政拨款成为调控高校的利器。学校增加学位点、扩充教师编制、丰富学生服务项目等方面都需要通过增加拨款来实现。即使在美国，高校的自主权也是相对的。行政上的任何控制必须在维护自主权的前提下进行，不受约束的行政控制无法实现有效管理。因此，“管好高校、管住高校”以及动辄要“教训教训高校”的传统行政思路值得反思。没有彰显办学自主权，就缺乏发展动力，地方本科高校的最终发展也将变得困难。

 

增加办学经费

 

办学经费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运行状态是否良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是否强大紧密关联。政府在高等教育投入方面持三种不同的态度：一是口头和实际上都重视；二是口头上重视，实际上不重视；三是口头和实际上都不重视。第一种态度有利于地方本科院校的发展，但是第二种态度却成为西方多数国家政治家惯用的伎俩。就政府而言，在财政预算不变的情况下，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得不以牺牲其他事业为代价，因此，为了尽可能保证其他事业的正常运转，拨款给高校的办学经费不能太多。从财政拨款线性分析可以看出，西方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的拨款比较平稳，无大起大落，似有循规蹈矩的感觉。

 

在此情况下，西方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形成“高等教育经费分担”的思想，分担的本质在于从政策上为高校自主寻找资源提供便利，但最终能否获得资源就是高校自身的事情了。因此，日本高校的法人化改革、美国大学的筹资减免税政策以及新加坡政府为高校社会募捐提供配套政策和资金等举措，是释放高校发展原动力、获得发展资金、规避或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的体现。高教资源政策有好与差之分，差的高教资源政策未能给高校提供便利，而且经常警告高校“找钱有风险，出门要谨慎”。

 

调控师生比例

 

师生比反映了政府与地方高校之间关系的实质，政府如何调控高校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师生比的动态调控完成的。师生比的大小决定了财政拨款的额度。因此，如果政府因财政困难想调控高教拨款的额度，控制师生比是常用的办法。然而，要想提高地方本科院校的社会服务质量，师生比又不能太高。控制分为参考控制和动态控制。参考控制就是参考中小学师生比来进行控制。动态控制就是以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来控制高校师生比，经济发展良好，师生比下调，反之亦然。在政府与高校的博弈中，参考控制是底线，动态控制则让师生比置于政府和经济发展的完全控制之下。在师生比下滑的情况下，西方国家高校的应对策略是：大量聘用兼职教授和研究生助教；尽可能大地扩大基础课的班额。

 

鉴于以上分析，我国地方本科院校面临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类似，只有解决好了以上四个基本问题，地方本科教育才能发展好。相对而言，我国地方本科院校在拓展资源渠道、主动联系社会促进高校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已经作出了不少的探索和努力，尽管成效表现不一。相比之下，高校自主权和师生比的问题却较为严重，法律条文和政策规定无不将办学自主权强调到了很高的位置，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却被逐渐吞噬和消磨掉了。办学自主权实际上有滑坡之趋势。如果滑坡得不到遏制，地方本科院校的发展将面临严重危机。因为自主权的缺失将削弱高校自我解决危机的动力，增强对政府财政的依赖性。其次，越来越多的高校的师生比随着扩招增容而日趋增大，少数高校师生比不仅超越了部颁标准，而且突破了所谓的“红线”。为什么呢，原因还是地方财政紧张所致。压缩高教拨款，只能通过提高师生比来实现。这种现象，无异于吸食大麻，千万不能沾。一旦沾染，恐怕欲戒不得，越陷越深。因此，要寻找地方高校的发展之路，扩大办学自主权是最根本性的。此一问题解决不了，其他问题也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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