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31日，山西大学哲学学院“会通论坛”邀请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哲学院原院长、山西大学哲学学院兼职教授翟锦程，在学院报告厅做了题为“论中国逻辑的思想基础与知识体系新构建”的学术报告，报告由我院谷成城副教授主持。

本次报告，翟锦程教授深入探讨了中国逻辑的历史渊源、思想基础及其在知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报告内容详实，逻辑清晰，为听众呈现了中国逻辑研究的独特价值与现代意义。

讲座开篇，翟教授指出，逻辑是一门具有工具性的论证科学，同时也是哲学的基础与根基。无论是西方哲学、印度哲学还是中国哲学，其发展都离不开逻辑的支撑。西方哲学以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为论证工具，印度哲学以因明为内明的论证工具，而中国传统哲学从先秦延续至清末，其背后必然存在一套支撑其演进的逻辑体系——中国逻辑。

在西方知识体系中，逻辑的根基作用尤为突出。从古希腊的“七艺”到中世纪的大学教育，逻辑始终是核心课程。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和创制的三类，而逻辑则是处理这些知识的工具和方法。早期来华传教士如利玛窦、艾儒略等，在传播西方知识体系时也特别强调了逻辑的根基作用，将其视为“诸学之根基”。印度知识体系中的“五明”（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同样体现了逻辑的重要性，因明作为“考定正邪，研核真伪”的工具，在印度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以“六艺”“七略”“四部”等分类为主，虽未明确提及“名辩学”或“中国逻辑”，但通过对名实关系、物类关系的探讨，中国逻辑的思想已隐含其中。

翟锦程教授强调，研究中国逻辑必须根植于中国传统思想生态，借鉴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的基础地位，挖掘中国逻辑的独特内涵，而非简单比附西方逻辑的体系。

紧接着，翟教授介绍了中国逻辑发展的思想演变。中国逻辑是在中国传统学术与文化生态中生长起来的，是中国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中国逻辑的研究深受西方逻辑框架的影响。梁启超和章士钊等人以西方逻辑为参照，试图构建中国逻辑的体系，但这种研究模式将中国逻辑视为“在中国的西方逻辑”，而非真正根植于中国思想传统的“中国的逻辑”。翟教授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从先秦到清末未曾中断，作为其支撑的中国逻辑也应是连续发展的。然而，近代学者多认为中国逻辑在秦以后中断，汉至明末为印度因明所替代，明末至清初则为西方逻辑所取代。这一观点忽略了印度因明和西方逻辑对中国哲学的实际影响有限，无法支撑中国传统哲学的完整演进。

中国逻辑在近代被称为“名学”“辩学”或“名辩学”，但这些名称多源于对西方逻辑术语的翻译，未能真正反映中国逻辑的本来面目。现当代学者虽试图突破西方逻辑的框架，但仍未摆脱比附的倾向。翟锦程教授呼吁，应回归中国思想传统，重新解读中国逻辑的核心概念，如名、辞、辩、说等，以揭示其真实内涵。

其次，在分析中国逻辑的思想基础时，翟教授重点阐述了名实关系、物类关系和象物关系。名实关系是中国逻辑的首要思想基础，正名是其核心内容。正名在根本上是人们对天地万物的认识，使其成为其他一切生活有序展开的基础。春秋战国时期，“名实相怨”成为正名兴起的背景，诸子百家围绕名实关系展开深入讨论。虽然正名以具体的存在物为对象，但正名的基础既直接依赖于物之存在本身，又要基于对存在物所做的分类，这就使中国逻辑的名实关系推进到物类关系上来。物类关系是名实关系的扩展，实与物相应，物与类相连，分类是正名的重要环节。在这种物类关系的把握中，已经从个别事物推进到对具有“类”属性的普遍事物及其特性的揭示，又进而使物类关系延展至象物关系。象物关系则进一步将名实、物类与周易的推演系统联系起来，构成中国逻辑的理论体系。翟教授强调，正名的推类与周易的推演是中国逻辑的独特形态，与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学截然不同，构成了中国逻辑基本的理论形态和体系。

谈到类的基本类型，翟教授认为一百多年来，比照西方传统逻辑所挖掘出来的中国逻辑，对名实关系、正名及一般的分类问题给予了关注，但对与“物”直接关联的“物类”“象物”背后的本体论问题，并没有作出相应的充分讨论。因此，阐明中国逻辑的思想基础，需要探究中国逻辑背后的“物自身”问题。这一探究在根本上是超越经验的，是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生态，在中国逻辑的核心问题上体现为对类本性的阐明。

翟教授从道、阴阳和五行三个层次进行了分析。道是涵盖万物的最高类，阴阳是万物的基本属性，五行则是天人万物具有的特定的共同属性。五行学说对中国古代知识体系影响深远，成为各领域学说的思想基础。翟教授以荀子的“刑名”“爵名”“文名”为例，说明五行分类在正名中的实际应用。他指出，正名、察实、分物、归类是一个完整的正名推类链条。

再次，在构建中国逻辑知识体系的新框架之处，翟教授提出，中国逻辑以名实关系、物类关系和象物关系为基础，以正名为目的，以推类为方法，对名及其相关问题的考察与研究。“正名”就是各家诸子逻辑思想的核心，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具有不同形态、不同特征的根本标志在于：与西方逻辑的演绎、归纳推理相比，演绎推理是从一般前提到个别结论，而从类到名，中间必须要有辨物、察实的环节，进而到单独的具体的名；归纳推理是从个别前提到一般结论，而从名到类，中有责实、正位、分物的环节，从单独具体的名到一般的类。中国逻辑的工具性特点鲜明，诸子百家虽在具体方法上存在差异，但都围绕正名这一核心展开。这种差异性恰恰体现了中国逻辑的丰富性，构成了其独特的理论体系。

最后，翟教授总结道，中国逻辑是一个整体的、能够支撑中国传统哲学的论证体系。通过回归中国传统思想生态，以名实、物类、象物关系为切入点，可以重新认识和构建中国逻辑的知识体系。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也为当代知识体系的自主构建提供了重要参考。

讨论环节中，与会师生热情高涨，纷纷就中国逻辑新体系构建与中国逻辑学的发展现状等问题与翟教授展开交流；本次报告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报告内容丰富详尽，与会同学反响热烈纷纷表示收获颇丰。最后，讲座在听众的热烈掌声中成功落下帷幕。

供稿人：山西大学哲学学院 王家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