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3年12月9日，由山西大学江怡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主办的“中国分析哲学史研究线上系列讲座”第18讲，特别邀请南开大学哲学系翟锦程教授作题为“明末至民初西方逻辑传入中国的内容特点与影响”的学术报告，江怡教授主持，山西大学哲学学院谷成城副教授为点评嘉宾。

江怡教授主持讲座

翟锦程首先指出，西方逻辑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史料文献挖掘不全面、不完整，具体过程与环节的研究尚不系统，甚至存在个别误解误读。这些问题致使我们在把握西方逻辑在中国传播的基本过程中存在一定困难。他认为，西方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明末至清初和清末至民初。

根据近年挖掘的新史料文献，翟锦程对明末至民初西方逻辑的传入过程做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对其中一些问题做出了初步分析。

根据考察，他认为，西方逻辑在中国的首次传入出现在第一次西学东渐过程中，该过程持续了一百多年，欧洲中世纪知识体系的框架和部分学科分支也传入中国。目前，与逻辑学相关的已知最早文献是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1584年在肇庆出版的《天主实录》，其中涉及到“自立者”和“依赖者”两个重要概念，其含义是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提到的“实体”和其他九个范畴，但罗明坚并未对它们做出详细解释。后来，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解释了“十范畴”，与罗明坚所说的“自立者”和“依赖者”内容一致。此外，利玛窦绘制了《物宗类图》对客观外物进行了直观分类，实际上就是对波菲利的二分法的最早介绍。利玛窦还与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的前6卷，该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向中国知识界传播了具有西方演绎性质的数学体系，第一次把演绎观念介绍到中国。

翟锦程指出，与逻辑直接相关的文献还可以追溯到另外一位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的《西学》（写于1615年，刊印于1632年）。该书第一次明确涉及到哲学、逻辑等概念，并简要介绍了欧洲的教育体系，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也被首次介绍到中国。1623年，艾儒略撰写了《职方外纪》和《西学凡》。前者初步介绍了西方的教育体系和知识体系，后者对当时的西方知识体系介绍比较系统。《西学凡》分为文、理、医、法、教、道六科；文科包括古贤名训、各国史书、各种诗文和自撰文章议论四种。理学则是哲学阶段的学习，包括逻辑学、广义物理学、形而上学、几何学和伦理学五部分，共同构成了哲学的知识体系。该书第一次简要介绍了中世纪逻辑的基本框架。而后，李之藻与傅汎际合作翻译了《名理探》，中文版只介绍了西方知识体系的概貌、五公称和十范畴三部分内容，属于对中世纪古逻辑的介绍。至清初，南怀仁在《穷理学》中按照西方知识体系的框架对相关分支内容作了初步介绍，共有60卷，但现存仅有16卷。

翟锦程认为，明末清初，从罗明坚、利玛窦到南怀仁，西方逻辑完成了第一次在中国的传播，给古老的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西方逻辑第一次传入的特点体现在，第一，来华传教士受过系统的训练，有严格的组织体系、有统一的传播根据；第二，第一次传入的主体相对单一，术语与解释相对一致；第三，与欧洲耶稣会的教育内容同步；第四，全面介绍了西方的教育体系和知识体系，十分突出逻辑的根基作用。

翟锦程指出，西方逻辑在中国的第二次传播是在清末。1862年奕䜣创办京师同文馆，培养外语人才，加强了解西方的手段。1872年派第一批留学生到美国留学。西方逻辑第二次传入的特点体现在，传播主体多样化，传播内容多样化，传播的内容几乎与西方学界同步。第二次传播的途径主要有创办杂志、编译书籍、通过官方渠道传播。代表性杂志《中西闻见录》于1875年刊登了艾约瑟撰写的《亚里斯多德里传》，其中介绍了亚里士多德和他的三段论；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编写的《格物汇编》，以《格致新法》为题摘编了培根的《新工具》。编译书籍的代表作有傅兰雅的《格致须知》27种科学入门书，其中《理学须知》是对英国哲学家穆勒《逻辑体系》的简要且完整的介绍；《西学启蒙十六种》由英国传教士和汉学家艾约瑟历经5年翻译完成，其中《辨学启蒙》第一次完整介绍了西方传统逻辑；此外，严复翻译了《穆勒名学》的第一册，王国维翻译了耶方斯的《逻辑基础教程》为《辨学》，田吴炤翻译了日本十时弥的《论理学纲要》。官方渠道的传播主要有编订名词馆统一定名、创办西式学校、官方统一制定课程标准等。

翟锦程认为，自王国维翻译的《辨学》起，现代逻辑初步传入，其中第六篇介绍了当时（19世纪60-70年代）的最新逻辑学成果。其他介绍也陆续出版，如1912年张君劢发表《耶方思氏论理学》，底本也是耶方斯的《逻辑基础教程》。1920年之后，现代逻辑被系统介绍到中国，罗素在中国的“五大讲演”中有《数理逻辑》。1927年张申府翻译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名为《名理论》。另外，还有中国教授编译介绍现代逻辑的著作。

西方逻辑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翟锦程指出，《几何原本》的演绎方法对康有为产生了影响，他运用演绎的逻辑方法论证了其“大同之义”的社会理想，在论证方式上受到了西方传统逻辑观念与方法的直接影响。孙诒让对照西方逻辑，在1897年给梁启超写信的时候就提到了《墨子》中有类似亚里士多德的演绎，培根的归纳法等，而成为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启蒙者。

日本学界对中国逻辑思想的研究对中国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翟锦程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推行“文明开化”政策，倡导学习西方思想，大力译介西方文化成果。维新派代表人物主张翻译日文书籍，这对西方知识体系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同时，日本学界也对中国逻辑开始研究，但存在很大争议。一些人认为中国缺乏逻辑思想，但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有逻辑。后者的观点对推进中国逻辑的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刘师培由此展开一系列研究，堪称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开拓者。

西方逻辑对中国近现代哲学体系的重建产生了重要影响。翟锦程指出，这一重建经历了观念转型、方法重构和体系重建三个层次的变化，这与西方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密不可分。

翟锦程教授作讲座

在评议环节，谷成城指出，西方逻辑第一次传入中国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而第二次传播影响巨大，其原因除了与术语的翻译、传播主体相关之外，与西方知识体系也有极大关系。中国逻辑的思想基础应当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起支撑作用的部分。然而，在西方逻辑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知识体系中起支撑作用的部分究竟是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支撑，还是对当代知识体系的支撑，这似乎存在很大的争议。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研究方向。由此，她提出的问题是：中国逻辑史研究如何能够超越文献，如何让当代中国知识体系建构过程更加合理？

谷成城副教授评议

翟锦程对此做出了详细回应。他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体系重构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西方知识体系的影响，但在以中体西用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知识体系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领域，诸如中国哲学、中国逻辑学、中国语言学等，这对我们整理传统学术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我们从另一个视角打开了审视传统文化的新途径。重新审视近代知识体系的重构，我们发现其中也存在很多问题。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与欧洲知识体系、印度知识体系三者的平行状态或独立状态已经被打破，我们目前就处于古今中外交叉融合的交汇点上。所以，我们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时会面临着更多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

在互动讨论环节，郭建萍教授指出，清末时期由于西方逻辑的传入而导致了中国传统逻辑传播的断裂，然而，中国传统哲学的传播并没有发生断裂。这对于中国逻辑基础研究及当代知识构架重建具有重要意义。她的疑问是：一，近代对亚里士多德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内容是否有误差；二，当时已经传入逻辑和逻辑概念，那么，当时的逻辑学基本体系大概是什么样；三，当时学者在接受归纳和演绎方法的过程中，是否对中国的传统逻辑产生某些特定影响。

翟锦程的回应是，从逻辑和哲学的关系来看，中国哲学从先秦直到清末都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发展过程，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近代一些学者提出，秦汉之后就不再有中国逻辑了。但回溯历史我们会看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必然有支撑和论证其思想的中国的逻辑。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的逻辑也并没有断流。

最后，江怡谈到，近现代以来，中国逻辑的发展演变是在西方逻辑学传入以后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逻辑研究。这一发展给中国哲学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都带来了重要的改变。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所有的哲学观念，包括我们对传统哲学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西方逻辑传入中国后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因此，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反省西方逻辑对中国近现代哲学和逻辑研究影响的历史过程，就具有了重要的思想价值。

讲座持续两个多小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两千多名师生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