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2年12月9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分析哲学史研究”课题组举办“中国分析哲学史研究线上系列讲座”第六场学术报告，特邀华南师范大学陈晓平教授作题为“中国分析哲学的里程碑：评冯友兰和金岳霖的新理学”的学术讲座。课题首席专家江怡教授主持，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梅剑华教授点评。

江怡教授主持

现代分析哲学兴起于20世纪初期的西方国家，随后传入中国，在30-40年代产生了中国分析哲学的标志性成果，即冯友兰创立的“新理学”体系和金岳霖的《论道》。陈晓平指出，如果说在“新理学”和《论道》之前，分析哲学在中国只是被传播和介绍，在此之后，便有了中国化的分析哲学或分析哲学的中国化。在这个意义上， “新理学”和《论道》堪称中国分析哲学的里程碑。

冯友兰和金岳霖的新理学 。冯友兰的“新理学”和金岳霖的《论道》，一方面批判地继承了宋明儒学的理学，另一方面批判地继承了逻辑经验主义。对于旧理学，它的新颖之处在于明确地引入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于逻辑经验主义，它的新颖之处在于适当地引入形而上学。但是，新理学并未简单地接受“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而是在摈弃“坏的形而上学”之后引入“好的形而上学”。冯友兰区分了坏的形而上学和好的形而上学，他认为传统形而上学属于坏的，“新理学”的形而上学属于好的或真正的形而上学；因为“新理学”的形而上学命题不是综合的，而是分析的和“不著实际的”。冯友兰认为，真正的形而上学命题是“空灵”的，其空在于不著实际，其灵在于普遍适用。冯友兰的新理学主要包括四个概念：即理、气、道体和大全，分别由四组命题加以推导和描述。金岳霖的形而上学主要包括三个概念：即道、式和能。这里的“道”是作为哲学上的概念，就是“宇宙”。金岳霖这里所说的“宇宙”正是冯友兰在其“新理学”中所说的“大全”。道的涵义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大全的宇宙，另一是无极而太极的历程；相对而言，前者是静态的，后者是动态的。用冯友兰的话说：“道是在动态中的大全，大全是在静态中的道”。这个动态的道就是无极而太极的历程，亦即冯友兰所说的“道体”。

华南师范大学陈晓平教授作题为“中国分析哲学的里程碑：评冯友兰和金岳霖的新理学”的讲座

金岳霖的“道”的静动两个方面，陈晓平认为，分别对应于冯友兰的“大全”和“道体”。陈晓平指出，金岳霖在事实上也承认过：“本书的式类似于理与形，本书的能类似于气与质，不过说法不同而已。”这样，金岳霖的道、式和能便与冯友兰的四个基本概念——理、气、道体和大全——几乎完全地对应起来。

金岳霖的《论道》和冯友兰的“新理学”几乎同时完成于中国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他们二人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互阅书稿，彼此启发，比肩并进，共同倡导逻辑分析的方法和学风，把中国分析哲学推向高峰。陈晓平认为，冯友兰和金岳霖的学术互补关系正是新理学将中国旧理学与西方逻辑学结合起来的一个典型和缩影。

冯友兰强调，对于哲学而言，重要的不是结论而是方法。方法论上，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即“正的方法”，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或世界哲学的贡献就是静默显示，即“负的方法”。冯友兰的新理学主张正方法和负方法的结合，即逻辑分析和静默显示的结合。正方法和负方法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冯友兰指出只用正方法是达不到哲学真谛的，因为“道可道，非常道”；只用负方法那就只有静默而没有哲学，哲学“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陈晓平认为，冯友兰的新理学面临关于“存在问题”的困境，其出路在于区分语言性质的形而上学和实践性质的形而中学。

陈晓平认为，形而上学是哲学中离经验世界最远的那部分，形而上学属于哲学；离经验世界最近或直接关于经验世界的学问可称为“形而下学”，其典范就是科学，科学不属于哲学。陈晓平将居于形而上学和科学（形而下学）之间的哲学部分称之为“形而中学”，包括认识论和伦理学等学科。理在事先和理在事中的“在”都是“存在”，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理在事先的理，存在于形而上学的世界之中，大致相当于冯友兰所说的“真际”。真际不是虚无飘渺的，而是语言性质的，也可称之为“语言实际”；理在事中的理，存在于形而中学的世界之中，即冯友兰所说的“实际”，也可称之为“经验实际”。因此“理在事先”和“理在事中”可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正如形而上学、形而中学以及形而下学可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陈晓平认为，冯友兰的某些论述暗含了“形而中学”的概念，“形而中学”是冯友兰哲学理论的应有之义，他本该提出却没有提出。为此，陈晓平对冯友兰的“新理学”做出修正和补充。

金岳霖所说的“道”明显地兼备形而上学和形而中学这两个方面。陈晓平指出，金岳霖从两个方面来阐述“道”。其一是从形而上学的方面，把道看作抽象的“无所不包”的“宇宙”，即“道一”或“大全”，这是“合起来说的道”；其二是从形而中学（知识论和人事）的方面，把道看作具体的，即“万有之各有其道”，这是“分开来说的道”。对于形而上学的道而言，理在事上；对于形而中学的道而言，理在事中。进而，新理学所面临的“存在问题”由此得以解决。

在点评环节，梅剑华对陈晓平的中国分析哲学研究进路表达了认同。他指出，讲座不仅对冯友兰与金岳霖二人的新理学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在方法论层面，对分析哲学、现象学与中国哲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清晰界定。针对讲座内容，他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对于形而上学，理在事先；对于形而中学，理在事中。这种说法会不会导致关于理的多元论？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在形而上学和形而中学里不同的理？第二，冯友兰所说的理学重视概念分析，实际上是说理学比较重视逻辑分析。某种程度上，心学虽然重视直觉，但也重视概念分析论证。重视概念分析能否成为区分新心学与新理学标准？

陈晓平对问题做出了回答。他认为，冯友兰与金岳霖的理都是多元的理。金岳霖所说的万物分有之道就是他本人的形而中学之道，万物总和之道就是他本人的形而上学之道。多元的道，在冯友兰与金岳霖的理论当中都已经蕴含着，是他们理论的应有之义。关于第二个问题，陈晓平认为，康德的直观与现象学的直观有本质的差别，他们直观的前提不一样。康德的直观是先区分再谈直观，这种主客二分的直观是分析哲学式的直观。现象学的直观是主客合一的直观，心学也是主客合一的直观。

讲座现场

江怡对本场讲座做了总结。他指出，在当代中国分析哲学研究中，我们会涉及到许多传统中国哲学的问题。中国分析哲学的见长之处在于以当代哲学的视角和方法来讨论传统哲学的问题。中国哲学家们一开始在创立自己理论时就试图以逻辑的方法来处理中国传统哲学问题，但在国际分析哲学话语体系中这些成就还很难见到踪迹。因此，江怡呼吁，我们应该更多地向国际传播中国分析哲学家们在这个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

本场讲座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来自全国各高校的600余名师生参加了讲座，线上听众反响热烈，表示受益匪浅。本场讲座采取了线上直播方式，通过腾讯会议、学术志同步直播。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董化文/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