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2年11月12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分析哲学史研究”课题组举办“中国分析哲学史研究线上系列讲座”第五场学术报告，主讲嘉宾为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助理教授扬·弗霍夫斯基（Jan Vrhovski，卫阳），题为“哲学、科学和技术的融合：论社会主义中国数理逻辑的第一个十年（20世纪50年代）”。讲座由课题首席专家江怡教授主持与点评。

课题首席专家江怡教授主持

扬·弗霍夫斯基报告聚焦数理逻辑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与相关哲学术语在新中国最初十年的历史演变，主要阐述了三个主要方面：第一，哲学的基础和中国的意识形态；第二，体制制度上的演变；第三，学科研究的内容。

扬·弗霍夫斯基认为，历史不是突然开始的，每一种思潮都有其出现的历史背景。20世纪20年代，罗素访华在北京大学讲授数理逻辑，讲座内容于第二年以《数理逻辑》为名出版，数理逻辑始为国人所知。20世纪30年代，武汉大学的数学家们开始推进数理逻辑的“数学”方面研究，即集合论和希尔伯特形式公理化。但是，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数理逻辑当时都被当作一门哲学课程讲授。这意味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数理逻辑已经被确立为哲学的一部分，而非数学的一部分。20世纪40年代，中国处于战争时期，相关史料不足，但扬·弗霍夫斯基认为，可以通过当时的学者传记中的文章线索说明在这个时期数理逻辑的地位。他以华罗庚、张申府与毛泽东对数理逻辑的态度为例，认为当时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数理逻辑是逻辑的最高形式，并且还是最先进的科学方法。

扬·弗霍夫斯基（Jan Vrhovski，卫阳）作讲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着国内意识形态的变化，国内的哲学思潮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扬·弗霍夫斯基将这里的意识形态定义为官方的科学哲学。他指出，1949年以后的十多年，出于当时的形势，中国视苏联为“老大哥”，全面向苏联学习，逻辑学方面当然也不例外。1949-1953年期间，中国的数理逻辑是对苏联模式的模仿，主要表现为对苏联的科学哲学材料、报告和辩证唯物主义论文的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科学家们对自然辩证法与科学相关的辩证法材料尤感兴趣。第一次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研讨会在1949年12月召开，研讨会由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中国科学社共同主办。在此期间，苏联将数理逻辑视为唯心主义的基础而加以批判。但在这次研讨会中，一位来自北京的年轻数学家孙泽瀛提出了自己对静态逻辑与动态逻辑划分的批判。扬·弗霍夫斯基认为，这表明在这个时期，中国学者对数理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仍然有着自己的思考，中国的数理逻辑研究并不是对苏联模式的照搬照抄。1953年，中国学者写的《数理逻辑》发表，这意味着，中国的数理逻辑研究已经从向苏联模式学习转变为积极主动思考。

扬·弗霍夫斯基认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哲学家主动参与哲学话语的创作，并推广创作自己的科学事业。他特别提到华罗庚于1953年按照苏联学术模式组建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华罗庚为所长，数理逻辑组组长为胡世华，关肇直负责研究数学基础。扬·弗霍夫斯基指出，关肇直1955年发表为数学理论工作辩护的重要文章《论当前数学科学学科中存在的几种错误观点》，通过柯尔莫哥洛夫（Andrey Nikolaevich Kolmogorov）使用直觉主义逻辑的例子来说明直觉主义不能从数理逻辑中完全抛弃，主张重新定义当时的数理逻辑和数学哲学，呼吁数学家们积极参与新的数学哲学方面的工作，为塑造中国数学哲学自身的话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扬·弗霍夫斯基指出，1956-1957年间的这个政策变化使数学哲学的重大变革成为可能。在政策支持下，中国科学家开始研究自然辩证法，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学会和享有盛誉的期刊《自然辩证法通讯》，它们为围绕数理逻辑和数学哲学的形成提供了平台。

1956-1960年间，扬·弗霍夫斯基认为，政治因素在促进学科发展上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数理逻辑与数学基础的发展。中国开展数理逻辑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胡世华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在这个时期，胡世华写了很多文章，论述数理逻辑、数学基础、控制论和计算机科学的重要性。胡世华还是马克思主义数学哲学的主要倡导者，认为数理逻辑不仅是数学的一部分，而应该是数学的哲学基础。他还论证数理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认为数理逻辑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一部分，有助于自然辩证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此外，胡世华还通过宣传中国当时研究的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来说明数理逻辑是一门应用科学。

扬·弗霍夫斯基指出，1958-1961年，中国的科学哲学研究强调科学的实用性和应用性，而不是科学的抽象理论方面。由于数理逻辑和普通数学是一门抽象科学，数学家们再次挺身而出，证明实践是理论工作的结果。中国科学院的计算数学家和数学学者的数量随着当时电子计算机程序的兴起也在增加。随着科学院建立其他发展中心，这些数学学者逐渐转移到其他研究所。胡世华在这段时间开始了他的“计划”，他的目标是将数理逻辑解释为数学的终极哲学。胡世华与关肇直在1958-1959年间试图创建一种更全面的数学哲学，以取代或完善自然辩证法，他们发表了许多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展示数理逻辑的实用性。1959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组织了一场关于数学基础的研讨会，胡世华做了重要演讲，介绍了数学基础研究的特点，揭示了数学学科的性质。关肇直通过对数学研究基础的描述，回答了数学基础研究的方法、数学理论的前提、促进数学内容和应用发展的方法、改进证明的方法论等方面的问题。

最后，扬·弗霍夫斯基总结道，中国的数理逻辑研究最初是模仿或照搬苏联的数理逻辑研究模式，但很快进入了自我创造的过程，新中国的数理逻辑研究走出了一条特殊道路，很快自觉参与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学者对数理逻辑重要性的理解并非来自苏联，而是来自20-30年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论述。中国数学家对未来的数学哲学、数学的新基础等问题都提出了创新的观点。

点评对话环节

在点评环节，江怡认为，扬·弗霍夫斯基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数理逻辑研究的历史做出了清晰而富有成效的阐述。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角度看待这段历史，理解中国数理逻辑研究的发展过程。江怡强调指出，逻辑在哲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逻辑学应该构成哲学研究的基础。江怡还对这段时期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补充说明，并对数理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江怡与扬·弗霍夫斯基就“罗素访华期间的演讲是否对青年毛泽东有影响”、“胡世华与洪谦之间的渊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讲座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来自全国各高校的300余名师生参加了讲座。本场讲座采取了线上直播方式，通过Zoom会议室、学术志同步直播。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董化文/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