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2年11月6日，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任之讲堂”2022年秋季学期第2讲（总第32期）在线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志伟教授作题为“一种作为科学的体系哲学如何可能？——以康德哲学为中心的思考”的学术报告，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江怡教授主持，梅剑华教授为点评嘉宾。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江怡教授主持

张志伟首先讨论了哲学试图成为科学体系的原因。他认为，古代哲学与古代科学都是“自上而下”描述或解释宇宙合理性的理论学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作为“世界观”（Weltanschauung），其可能性乃在于这样一个前提条件：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17世纪科学革命使科学摆脱了哲学式的单纯的理论之争，获得了普遍性与必然性的范式。张志伟将这种范式称之为“自下而上”的方式：一种理论假说唯有通过一个实验获得经验上的精确验证才能被称为科学，由此关于自然的知识获得了科学的形式。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志伟教授

张志伟认为，17世纪科学革命前哲学原本就是科学，哲学按其地位和作用应该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和根据。17世纪科学革命使哲学陷入了危机，这种危机要求哲学必须成为科学才能为新兴的近代科学奠定基础。笛卡尔等人对哲学基础进行重建，在这个过程中揭示了隐含在认识论中的二元论因素，由此造成了思想与存在之间的断裂，其结果是不但没有消除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哲学的危机。由此，张志伟认为，哲学成为科学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自下而上”通过科学实验而实现。最初或许哲学有意无意地以科学为榜样，不过到了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哲学家们意识到哲学也许永远不能形成自己的“范式”，哲学的科学性是由体系性来担保的，由此而进入了体系哲学的时代。

随后，张志伟讨论了康德关于体系哲学构造的一些设想。他表示，康德的哲学革命试图克服笛卡尔的二元论，在主体的基础上重建哲学以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础。这场哲学革命的核心就是彻底贯彻主体性原则，即用人类理性的先天因素构成知识与对象共同的逻辑前提和先天条件，以保证经验的有效性与知识的普遍必然性。

张志伟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康德重建形而上学的工作对体系哲学的启发和影响：一是，心灵的统一性；二是，自我意识原则；三是，两种因果性；四是，康德的体系。通过对康德重建形而上学的工作的剖析，张志伟认为，康德的哲学革命悬搁了客观世界，世界的意义来源于主体，这使得重建关于宇宙的形而上学体系变得可能。此后不久，实证科学的发展进一步摒弃了哲学家们为现象界所构造的超感性世界，视客观世界为惟一的世界。由此，康德使得客观世界失去了意义，实证科学使得形而上学营造的理性世界失去了意义，其结果就是形而上学的终结。

在这样的情况下，体系哲学还有未来吗？针对这个问题，张志伟尝试性地探讨了体系哲学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意义。他表示，17世纪科学革命以及一系列连锁反应颠覆了传统，开辟了未来，传统的意义世界崩塌了。轴心时代形成的各个文明理念为不同的文明构建了不同的“意义世界”，作为同一文明中的成员们赖以生存的家园。随着轴心时代的没落，尤其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遭遇挫折，所有这些都成了问题，而且已经扩大为我们这个“地球村”共同面临的难题。今天的世界是由科学技术主导的“科技文明”的时代或全球性文明的时代，然而我们却貌似生活在两个分裂的世界，一个是由科学技术（主要是技术）统治的世界，看起来一切都井井有条，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另一个则是人文的世界，呈现为文化多元化的混乱局面。科学技术的世界始终“面向未来”，而人文世界却时常心念已成过去的传统。究其原因，科技文明作为工具理性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某种可以取代传统的价值理性，我们的价值理性的资源还是传统的资源。所以张志伟认为今天面临的难题与康德当时面临的难题很类似，康德应对哲学危机的方式对我们来说具有借鉴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志伟教授作讲座

现在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比如气候变化、生态危机、恐怖主义，以及当前面临的新冠肺炎等等，张志伟认为，只有从全人类的立场出发，在全球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因此需要有共同接受的合作“平台”。在他看来，这个平台不可能是某一种文明理念或者某一种宗教，这个“平台”只能是哲学。这里的哲学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是作为问题意识、批判精神和理论思维的哲学，而不是颁布法则，确定教条的哲学。与所有的文明理念不同，哲学的确也试图把握真理，但是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种绝对真理。哲学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特征是它的缺陷，但张志伟认为，这也可以说是哲学的“优点”——哲学不讲教条不迷信权威，只讲道理。

最后，张志伟阐释了自己理想中的体系哲学。这种体系哲学不再是关于宇宙或者关于宇宙的所有知识的形而上学体系，而是将曾经是“地方性知识”的不同文明理念融合在一起，构造成为一个地球村的意义世界。这里不是要“一统江湖”，而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世界，它无法规定最高的理想，但却可以为所有不同的文明理念提供一个相互融合共存的“平台”。张志伟引用《中庸》里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描述自己理想中的体系哲学。同时，他表示，如果体系哲学有“未来”，那么未来至少面临两个难题：其一是形成一个可以容纳所有不同文明理念的意义世界，其二是协调与科学世界的关系。

在点评环节，梅剑华认为，张志伟教授的讲座体大思精，富有启发性，无论是对具体的康德哲学还是今后文明的走向，都有精深论述。基于对讲座内容的理解，梅剑华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康德是如何看待形而上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二、能否进一步解释人们普遍对自由的因果问题理解困难？三、我们怎么从过去的东西里面能够给出我们对于世界的一种非科学的说明？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梅剑华教授点评

张志伟对问题作出了详细回应。关于形而上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张志伟认为康德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了数学与形而上学的区别。区别主要在于其对象是否存在，数学虽然不需要经验，但是数学是有对象的，这个对象是纯直观。形而上学的对象是超验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形而上学是没对象的。

关于自由因的问题。张志伟认为，康德试图把自由与人的意志发生关联。形而上学的自由因实际上和伦理学的自由是冲突的。我们人类没有资格谈论宇宙的自由因，我们只能认识到现象界，这个现象界就是原因与结果的因果系列，在现象界要找到没有原因的原因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并不排除我们设想在现象界之外存在引起现象的原因。我们讲现象就意味着它不是一个终极的存在，在它之外设定一个东西。康德把自由的因果性落在人的意志上，但是他又让意志本身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

关于第三个问题。张志伟认为，传统观念的出现也是为了应对当时那个时代的问题，在科技的时代，我们其实潜移默化接受的还是传统观念。作为一个哲学学者要做的不是把世界拉回到传统，而是要让传统观念现代化，让传统观念与这个世界接轨。张志伟由此强调了返本开新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哲学学者，开新的主要工作就是要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

在互动交流环节，线上听众踊跃提问。张志伟对“学界对于观念论与唯心论这两个提法的不同处理”、“现代的哲学是否就是多样性的意义世界？如果不是，差距在哪里？”与“在当代哲学语境中坚持康德关于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区分是否还有其合理性？”等问题作出富有启发意义的解答。

讲座持续了两个小时，来自全国各高校的近千余名师生参加了讲座，听众反响热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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