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
作者：夏威夷大学教授 成中英
面对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新处境，中国哲学作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经世治国的源头活水，必须以一种积极的态度面对新时代。当代中国哲学如何推陈出新？如何走向世界？在中西哲学的相互碰撞中，如何重新突显中国哲学在新时代的意义？不久前，在上海召开的首届“中国哲学再创造”论坛暨成中英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了探讨。本报选编部分学者的发言，以供交流。
今天我们在对中国哲学传统的反思中，显然可以看到中国哲学有起源、有发展、有内涵，有特点，对人类发展卓有贡献。我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强调：中国哲学有自己的源头活水，而此一源头活水同时又提供了一个本体论、认知论、方法论与实践论的理性内在基础。故此源头既是历史性的又是理论性的。对此我想进行简单的说明。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中，首有熊十力先生引进《易传》为他的体用不二哲学的基础，次有方东美先生倡导中国古典哲学的原始性，因而提出原始儒家、原始道家的说法。随后有张岱年先生强调中国哲学的本根性之说明。我在近三十年来则提出本体诠释学对中国哲学的本体性的说明。“本体”既是就本根与体系而言，也包含从本根发展成为体系的潜在发展过程。以这样一个概念，能说明中国哲学的特性，亦能说明其发展的根源与过程。其特性是：重视本根，重视发展过程，重视发展之自然成果，成为可体可用之物、可知可行之道。同时，整个中国哲学的历史也可以看成是寻求天地本体、人生本体、社会本体、个人本体的发展过程。在这一本体化诠释之下，我们亦可更好地掌握中国哲学的世界发展之意义，以及人生存在之意义。
从本体诠释学我们不但认识到中国哲学具有的本根性、本体性的基础，还要认识到其发展出来的或发展中的体系。有人一再问及中国哲学的特色为何，如上所述，这个问题显然必须就中国哲学的本与体来回答，当然最好在中西哲学之对比中予以言说。就吾人对中西哲学的根源及其发展之实际情况的了解来看，西方哲学（希腊、希伯来哲学）之根源，在于追求对外在真实、超越真理的基本认识；中国哲学则强调从对自然宇宙之认识来掌握自我认识，复从自我认识来了解宇宙发生之终极真理，这一终极真理具有内在性之真实，而非只是外在之存在。换言之，西方哲学有一个二本二元对立的起点，中国哲学则强调一个一本二元多体的内在发展过程。这种宇宙与人之起源论，体现了中西哲学在起点上的形上与认知差异。
从文化上看，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对外在性和超越性有分别之认识，最终又要将之结合为一超越神学，作为哲学思考的重要课题和终极目标。在希腊哲学中，有柏拉图的理念与现象两分的二元论，这更显示西方哲学有一个二元对立的起点。这一起点显示了西方哲学与古代中国易学、道学与儒学强调一本多体之重大与根本差异，据此形成了中西哲学各自发展的重要规律。这就是中西方哲学早期发展的起点特征。
中国哲学重视对自然宇宙的观察，也重视人在自然宇宙中的内在地位，重视人对自然宇宙的认识能力，从而发挥人的行为的能动性以实现宇宙的终极价值。这是一种内在的一体二元主义：天与人是一体的，天能生人，道能长人，人能知天，人能弘道，进而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动态关系。
这两种哲学的动机，决定了中西哲学的不同。对于人类文化之差别，我提出了四种文化之不同性：超越的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外在的科学文化，消解内外之道的印度佛学文化，创合外内之道的中国文化。在这种架构下，可体现出：中国哲学及基于此而创建的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生命关怀、修持关怀、创造性关怀、整体发展关怀，代表了人文哲学、生命哲学、道德修持哲学、创造性发展哲学，也代表了自然与道德的相对一致，更代表了人类文化内在追求的多元和谐统一。
中国哲学的再创造，不但必须，而且自然可行，是人类发展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途径。从深层意义上讲，儒学在易学与道学的基础上张扬了天人合一、人我互动、知行相须、主客互用的创造精神。其宇宙论、诠释学之知识论、伦理学（价值哲学/道德哲学），都是中国哲学再行成就的方向。之所以需要“再创造”，是因为人类正面临存在之困境。
人类当前的存在之困境，是否全由人类造成，是否可以归纳为一个或几个原因，固无定论。但有一点极为重要：人类与自然的交互行为、人类与他人的交互行为、人类组合自身道德价值的自我规范行为，都会对此境况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人类能更真诚地去思考、认知，去修持自己、改善自己、充实自己，必然能解决人类的生存危机问题。
必须指出：当前人类面临着五大危机：生态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知识危机、道德规范危机。
生态危机最大的表现即是污染问题。其主要产生原因，在于我们纵容了自己的欲望，缺乏对生命的真实认识。所以，我们不但造成了资源浪费，也造成了资源误用，造成了环境污染。这不应只被看成自然带来的灾害，而是人试图驾驭自然时带来的灾害。所谓自然之灾，往往有人为的因素在其中。污染又将带来疾病、贫穷的问题。
经济危机反映了人对自然资源的误用与误置，反映了人类在生产、分配、管理、竞争、开发等方面缺乏智慧的安排。经济原则一定要符合经济伦理，这既需要符合整体均衡，又要能将生产、分配加以循环发展。这不但需要无形的市场之手，也需要有形的政府调控之手，更需要一颗道德的关怀之心。但我们在现在的生产、分配与消费等经济行为中，恰恰缺乏这样一颗道德的关怀之心。
政治危机。人类能否把权力道德化、合理化，能否以此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人类以为战争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种自私而不负责任的说法。战争只会带来灾害。人类完全具有避免战争、追求和平的能力，但为何目前无法做到？这反映出人类缺乏对自身之全体的关怀，缺乏实现正义所需的智慧和勇气。
知识危机。人类已发展出深刻而全面的科学知识体系，但我们还缺少更深刻的本体的知识，缺少将人之潜力导向创造性行为的知识。知识的整合在如今愈显重要。我认为，人类发展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均由于吾人未能掌握相关的知识而引起。事实上，如今众多决策者、管理者或个人，缺少对个人、社会、自然的可用知识，其行为较容易产生矛盾，容易处在为祸而不自知的状态。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为祸而不自知的行为。我们必须强调用知识来照亮人类的前路，并将知识转化为智慧与道德。中国哲学强调“致良知”，其在广泛层面上即蕴含着将知识转换为道德的含义。
道德规范危机。我们缺少一种全球化的伦理体系。人类正处在一种各自以利益为中心的发展状态之中。如何建立基本的共同道德规范，建立基本的共同价值语言，通过沟通、对话和相互诠释，来达到一种共同认识、共同理解（甚至有一种对不幸的共同谅解），这是绝对必要的，它也将是人类的繁荣发展的必然条件。
基于以上这些重要问题，中国哲学显然正面临“再创造”的重大历史使命的迫切呼唤。
在“再创造”之前，我们当然要有新的觉醒：对危机的觉醒，对我们内在生命力之存在的觉醒，对人之自我价值的觉醒，对中国哲学之重要价值、重要能力、重要方向的觉醒。“再觉醒”不但是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基础，也是人类跳出其危机的基础。人类必须要清醒地意识到：其危机乃是来源于人类的愚昧、傲慢与自以为是，也来源于对他人之偏见与缺乏关注，来源于对共同真理缺乏认识。人类要觉醒到问题以及其根源之所在，觉醒到方法之可依循性问题，觉醒到目标之可开展性问题。所以，从历史上看，也可以说：人类处在不断的觉醒阶段之中。“觉醒”代表一种事实追求与价值追求。中国哲学的发展，代表了人类觉醒的一种方式；中国哲学的再创造，也代表了人类对生命价值之再觉醒的自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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