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山西日报》2014年11月4日第C02 版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院长 教授 薛勇民
维特根斯坦是剑桥大学哲学家穆尔的学生。有一天，著名哲学家罗素问穆尔：“你最好的学生是谁？”穆尔毫不犹豫地说：“维特根斯坦。”“因为在所有学生中，只有他一个人在听课时总是露出一副茫然的神色，而且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后来，维特根斯坦的名气超过了罗素。有人问：“罗素为什…
维特根斯坦是剑桥大学哲学家穆尔的学生。有一天，著名哲学家罗素问穆尔：“你最好的学生是谁？”穆尔毫不犹豫地说：“维特根斯坦。”“因为在所有学生中，只有他一个人在听课时总是露出一副茫然的神色，而且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后来，维特根斯坦的名气超过了罗素。有人问：“罗素为什么会落伍？”维特根斯坦说：“因为他没有问题了。”可见，有问题多么重要！
然而，现实中人们对待问题的心态却有很大不同。有的人乐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把有问题看做发展的机遇；而有的人则害怕问题、躲避问题，把有问题看做生活的麻烦。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讲，拒绝问题就是拒绝生活，“我问故我在”乃人类的本质特征之一。
有问题何以重要？我国科学研究人员队伍庞大、研究成果数量丰硕，可原创性明显不足。究其原因，并不是国家不重视科学研究，也不是科研人员缺乏学术探究能力，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于：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对问题的关注不够，所思考问题本身缺乏深度，没有找到最具有意义的问题。这种问题意识的普遍缺乏和问题能力的较为低下，与我国长期的教育制度、人才制度、研究制度整体上不鼓励对于问题的好奇、冲动和牺牲精神有关。反观西方，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十五六岁时就形成了对某一问题朦胧的兴趣和探究其规律的信念，他们的成果多是其博士论文或者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
如何探寻真问题？什么样的问题是真问题？难以定论。梁漱溟先生曾在《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中说：我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我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追根其历史；我的书不是学究式的研究，而是从活问题和活材料，朝夕寤寐以求之一点心得。其核心旨意表明：从事科研活动时，无论凭借自己兴趣或运用科学方法得到某种结论，都必须把所要研究的问题的意义或价值搞明白。如研究一个班级学生成绩时，有人发现有学生穿皮鞋，有学生穿球鞋，于是就去分析穿鞋和成绩的关系，也许通过研究会得出穿皮鞋比穿球鞋的学生成绩高 N 个百分点。但这一问题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研究问题的可行性在哪里？开展具体的科学研究工作，往往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至少研究问题的主体能力是有限的。遗憾的是，现在不少学人习惯于用系统论、综合科学的方法来思考问题、研究课题，似乎很有哲学观，但思考研究到最后，所得结论往往空洞乏味；写文章或搞研究，题目或选题大而无当。诸如选择“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策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出路”等内容进行研究，无疑是有意义的，但是 100 个教授研究 30 年也未必能回答清楚。
怎样合理表征问题？进行科学研究要以人为本，替听众、读者着想。讲清楚一个问题、写好一篇文章，其目的都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如果费尽口舌、费时费力写作，却激发不起听众、读者的兴趣，让人听不懂、看不明，就枉费心机了。当前，学界有个不好的倾向：认为把简单的东西说得让多数人弄不明白，就表明深刻。其实，把一个深奥的问题说得通俗易懂，才是好学者、真大师。毛泽东就把中国最复杂的阶级问题、社会构成问题，用简单的语言讲出来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就是革命的最主要问题。没有用晦涩的语言，也没有欧化的句子，简单明了，非常有思想、非常准确。习近平在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第一次讲话中曾这样讲到中国老百姓追求幸福生活的个人梦：“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其通俗、素朴的话语特征也十分鲜明，值得学习。
可见，在深入开展科学研究过程中，只有带着兴趣去认真地读书，带着问题去深邃地思考，带着思想去创见地写作，才能真正获得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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