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理论探索》2014年第4期
马兰，薛勇民
（山西大学，太原030006）
〔摘要〕宋明理学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所倡导的“万物一体”思想不仅从本体论上探析了人与自然的同源同体同本，更从境界论视域揭示了深刻的成就“大人”的生态理念、拯救社会的生态目标以及救赎万物的生态责任等生态伦理意蕴。从一定意义上讲，本源构成上与物同体、万物一体的理想境界及其在逻辑推导、证成方式上与物同体，总是要让位于差等的现实安排。也就是说，要深入把握万物一体之仁和人与物之间轻重厚薄的差别与统一，进而实现宋明理学“万物一体”的理想境界。
〔关键词〕宋明理学，万物一体，生态伦理，境界论
〔中图分类号〕B8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4-0044-04
中国哲学就传统而言，有一共通点，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中，先秦讲“天人合德”，汉儒有“天人感应”，到了宋代，在理学家看来，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这就是宋儒追求的“万物一体”，也是儒学“天人合一”理论发展到宋明时期的产物，成为宋明理学的基本精神和价值旨归。这种“万物一体”思想不仅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同源同体同本的本体论特征，而且深刻揭示了人所应有的成就自我、万物的崇高道德境界。在这一境界中，“人与己，内与外，我与万物，不复是相对待底。”〔1〕（P570）“仁者所见是一个‘道’，‘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与物无对者，即是所谓绝对”。〔1〕（P570）本文拟以境界论的视域作为一种言说面向，探讨宋明理学“万物一体”之生态伦理意蕴，从而在一体之仁的流行发生中为人与万物负起一份真正的道德责任和承当。对解决当代环境问题有一定的意义。
一、成就“大人”的生态理念
人不只是一个个体性的存在，也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因此在现实中必须协调好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各种关系。实际上，“作为一种与世界有积极联系的存在者，人与这个世界有一种灵性的关联，并不是靠单单为自己活着这个事实，而是靠自己与其存在领域的所有生命是一体的这一感情。人将所有的生命体验感受为自己的体验，尽己之所能给这个一体以帮助，……生存对于自己来说要比只为自己而活着要艰难得多，但同时，这又是一种更丰盛、更美妙、更幸福的生存”。〔2〕（P179）这里所讲的“有灵性”、“与世界有积极联系的存在者”就其实质而言正是一种“大人”。
从一定意义上讲，宋明儒者一贯追求的理想人格就是去“小我”而达“大我”的精神之境，这种人格并非功利世界中的“小我”，而是一个与物浑然一体的“大我”，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人之心”成就“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人”。而且惟有这种“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人”，才会把整个世界视作一体，把整个宇宙当作一家，把万物看成一人，“我之身”即是天地万物，“我之意识”亦是“大我”意识。达到这样一种与物无间的“万物一体”之境，就会以此“大我”之心普润于天下之人，恩及于山川草木。
从“大我”上看，“天下无一物非我”，没有物我、人己、内外、远近之分。张载曾提出“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他认为，“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正蒙·大心》）这就是说，消除人的形体限制，打破主客体之隔，从“大我”之心去体认天下万事万物，就能达到“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大心之境。而外心不足以合天下之心，不能体天下之物，也就无法达到万物一体之理想境界。
这种“大我”意识，在王阳明看来，更是视人犹己、视物犹己、视国犹家，是一种博施济众、悲天悯人的道德情怀。“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分尔我者，小人矣。”〔3〕（P70）“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4〕（P132）也就是说，在这种天地境界中的“大人”，只要能够以仁爱之心从自身出发，推己及人，推恩万物，博施济众，才能够达到实现万物一体之理想境界。
然而，实际生活中却常常出现人被“间形骸、分尔我”的自私自利之“小我”所遮蔽，以“小我”代“大我”，用这种邪思欲念窒息了其万物一体之道德情怀，从而使其不能将不忍之心、恻隐之情、顾惜之意达于他人，“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于誉。损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4〕（P157）可见，“大人”和“小人”之区别，就在于其本心是否被私欲所遮蔽，大人之心被私欲所蔽，其与小人无异，小人之心去除私欲，则与大人无二致。因此，为“大人”之学，做“大人”之事，就要将内在私欲去除，要“明明德”与“亲民”，“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通过“大其心”、“致良知”等道德修养方式去“小我”而达“大我”，从而实现内在德性的圆满，实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我”之境界。
二、拯救社会的生态目标
“万物一体”之仁在现实中的落实总是循着“亲亲———仁民———爱物”这样一个次序展开。在“万物一体”理想的感召下，在一体之仁的觉照下，人们能够对人类的物质精神生活境遇怀有同情忧患，又能对陷入苦难和痛苦的苍生万民以拯救。这种境界遂指向了社会责任与现实忧患，显然不同于佛老的纯粹逍遥之境界。在这一方面，王阳明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作为一个儒者，他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本心之仁，使得他必须像孔子那样选择‘在世’，他的终极境界必须是以此一体之仁为基础的‘拯救’。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儒者必须在‘拯救’与‘逍遥’间做出存在的抉择，正如孔子‘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选择一样，他必须选择拯救，而不管逍遥的精神生活对于他有多大的诱引力。‘有’对于‘无’仍有优先性。”〔5〕（P297）可以说，儒者们的终极关怀始终指向在世超越，通过万物一体之仁捍卫了一种悲天悯人、博施济众的救世热忱，始终以天下广大民众的苦难不幸为自己的忧患，进而思以拯之、救之，如若天下苦难的民众未得到解放，则自我的责任未尽到，自我也因此不能实现。如果简单地将儒学视作“把伦常看得比无辜的鲜血和眼泪更重要，把尧舜事业看得比人的死亡更重要”，那就从根本上没有看清儒家的内在理路和逻辑。〔6〕（P133）
深入地看，王阳明不仅在理论上强调“万物一体之仁”周流不息，遍润无方，而且用毕生的经历始终如一地在践履“万物一体”之仁者境界，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视民如子，怀其疾苦，承担起拯救大众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担当。其在《答聂文蔚一》中说：“古之人所以能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视民之饥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而以蕲天下之信己也，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见其若是，遂相与非笑而诋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人耳。呜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体，而瑕计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见其父子兄弟之坠溺于深渊者，呼号匍匐，裸跣颠顿，扳悬崖壁而下拯之。”〔4〕（P156）
这就说明，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者，人之身。天地生民之疾苦犹为己之疾苦，天地生民之苦难犹为己之苦难，天地生民之饥饿犹为己之饥饿。面对父子兄弟坠溺于深渊，则呼号匍匐，裸跣颠顿，扳悬崖壁而下拯之。王阳明怀着一种戚然之悲，以一种拯救社会、视人犹己的心态奔走呼号，即使被人嘲笑非议，仍然不弃其体恤民心、拯救大众的责任和承担，此真乃一种儒者以天下为己任、出之于水火之境界和风范也。
可见，天、地、人、万物之间一体同在、不可分离，离开具体的社会关怀、生命关切及天下理想，此则不是宋明理学的万物一体之仁。宋明理学的万物一体之仁不仅在于成就自我，更在于其拯救社会和现实人生的道德义务和理想目标，在于对社会历史和苦难生活的痛切忧患。而天地万物作为一个大身子，离开这个天地，则人身不能动。因而，可以说，天地生物之心发窍于人心之中。所以，人们要“尽心”，进而应体这个“心”。“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吾之父子亲矣，而天下有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一家饱暖逸乐矣，而天下有未饱暖逸乐者焉，其能以亲乎？义乎？别、序、信乎？吾心未尽也。故于是有纪纲政事之设焉，有礼乐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辅相、成己成物，而求尽吾心焉耳。心尽而家以齐，国以治，天下以平。故圣人之学不出乎尽心。”〔7〕（P351）
由此以观，心者，万物之主，“万物一体”之仁是人心之所同然。即便是与自己毫无任何关系的人，在这种仁者境界的遍润下，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人的不幸和苦痛，从而能够摒弃自私自利之蔽，以一种儒者的救世热忱拯救一切陷入苦难的大众，从而复其万物一体之仁心。是故圣人尽万物一体之心，天下只要有一物没有饱暖逸乐，就是吾心未尽也，心尽，家齐，国治，则天下平。这便是一体之仁在现实层面逐步递进、落实的轨迹。如果人们被自私自利之偏狭所限，就会阻碍其万物一体之仁心，视天下之人形同陌路，而不会产生仁爱之心。
三、救赎万物的生态责任
儒家将天地自然视作宇宙生命的大化流行之境，主张人与万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为天地之心，心为万物之主，但这并不是对物的主宰与控制，而是一种人在遂物、化物上的一份道德责任和义务承担。这种责任和承担就是一种救赎万物、参赞天地化育、厚德载物、成己成物的使命，也是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仁爱递推方式在“爱物”层面的最终落实。因而，知万物一体，必然要负起一份万物一体之责任，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必然要对天地万物有所担当。这就要求，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者，要自觉承担起人在宇宙中的使命，要将其一体之仁心润泽于天地万物，不仅要功至天下百姓，更要恩及于禽兽草木；不仅要视人犹己，也要视物犹己，推恩万物，使之各得其所、各安其生，最终使生命的本性得以顺然的呈现。人因自然万物而获得明澄，自然万物因人而得以彰显。人与万物的存在命运紧密连结，不可分割。关爱万物，就是关爱自我；关爱自我，更要关爱万物，这也就是儒家的“成己成物”之论，在成就自己与成就万物的过程中达到了人与万物、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的统一。在陆九渊看来，“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人能够感通到自己与宇宙生命的一体合流，以万物一体之仁心参赞天地之化育，从而能够完成宇宙生命的化育流行。
天地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创造本源，而人这个天地之心则是万物创造过程的一个辅助者、参与者。朱熹认为，天人有不同的本分，天的本分就是生，即生生之理，而人的本分则是“成物”。他将“赞天地之化育”之赞诠释为“赞助”，人的本分就是用其一体之仁心促成万物的生命得以完满的呈现，从而达到生命的一个高度。“人在天地中间，虽只是一理，然天人所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种必用人；水能润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熯物，而薪炊必用人。裁成辅相，须是人做，非赞助而何?”〔8〕（P1570）这种“参赞化育”就是仁者的“仁德”，是人之为人不同于自然界的独特性和能动性的深刻体现，人应该负起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之宇宙论向度之责。
对此，王阳明有精辟的阐述。在他看来，“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4〕（P101）物之失所，就是物不能遂其生，不能尽其用。而物不能遂生尽用，不能得到仁心的遍润，则是因为仁心有未尽之处，是仁爱之心不能达致于万物所致。“就此而言，我们说，阳明的万物一体所表现的‘仁民爱物’不仅仅是道德的生态观，而且也是生态的道德观，（有关自然的道德学说）”。〔9〕（P78）
王阳明的后学王艮则更进一步将这种救赎万物的责任和使命扩展至广袤无垠的宇宙。他在著名的《鳅鳝赋》一文中，用奇妙的想象和诗意的语言构想出鳅化为龙、解救樊笼之鳝的壮美之举：
“道人闲行于市，偶见肆前育鳝一缸，复压缠绕，奄奄然若死之状。忽见一鳅，从中而出，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或前或后，周流不息，变动不居，若神龙然。其鳝因鳅，得以转身通气而有生意。是转鳝之身、通鳝之气、存鳝之生者，皆鳅之功也。虽然，亦鳅之乐也，非专为悯此鳝而然，亦非望此鳝之报而然，自率其性而已耳。于是道人有感，渭然叹曰：‘吾与同类并育于天地之间，得非若鳅鳝之同育于此缸乎，吾闻大丈夫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几不在兹乎?’遂思整车束装，慨然有周流四方之志。少顷，忽见风云雷雨交作，其鳅乘势跃入天河，投入大海，悠然而逝，自在纵横，快乐无边。回视樊笼之鳝，思将有以救之，奋身化龙、复作雷雨，倾满鳝缸，于是缠绕复压者，皆欣欣然而有生意。俟其苏醒精神，同归放长江大海矣。道人欣然就道而行”。〔10〕（P55）
面对“奄奄然若死之状”的鳝鱼，鳅鱼这一“小人物”以“万物一体”之仁心自觉承担起救赎陷入苦难的鳝鱼之责任，救众生于奄奄待毙之地，从而使得“其鳝因鳅，得以转身通气而有生意”。最后，鳝与鳅一起解放“同归于长江大海矣”。这种精神体现的正是一种“大人责任感的宇宙论向度”。〔11〕（P90）这是万物一体观念内在不容己的承担意识，没有造作忸怩和算计把捉。也许，儒者的使命就是将内在的德性朗现，协助参与万物的化育流行。
综上所述，“万物一体”作为宋明理学生态伦理思想的终极关怀和价值旨归，由其一体之仁心所蕴含的生命智慧使得人、社会、自然一体同在、和谐相处。同时，万物一体之仁的发育流行又要在“亲亲—仁民—爱物”这一推己及人、推人己物、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的无限过程中落实，周流四方。从一定意义上讲，本源构成上与物同体、万物一体的理想境界及其在逻辑推导、证成方式上与物同体，总是要让位于差等的现实安排，万物一体之仁的理想原则和差等厚薄的现实安排，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这种万物一体之仁爱总是不能越出亲疏贵贱原则的藩篱。其实，这就是儒家仁爱观念的一个本质性特征，融摄了爱有差等的伦理原则，但这并不是减杀一体之仁的崇高性。辩证地看，不能因为万物一体之仁而抹杀人与物之间的轻重厚薄，也不能因为这种轻重厚薄而否定万物一体之仁，进而应在这种差别和统一中实现宋明理学“万物一体”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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