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山西大学哲学学院网站!

观点争鸣

所在位置: 首页 » 学术研究 » 观点争鸣

杨 珺:马克思技术观的环境伦理尺度

发布时间:2014-09-02

 
文章来源:《理论探索》2014年第3
 
杨珺(山西大学,太原030006
 
〔摘要〕马克思技术观中蕴含着当今环境伦理应当确立的技术尺度。一是超越异化思维,塑造技术的自在尺度:异化思维的标签使技术异化,展现技术的自在性才能克服技术异化;二是超越经济人思维,塑造技术的人本尺度:技术是为人的,应当从生态关系而不是经济关系来推动技术发展;三是超越抽象化思维,塑造技术的时空尺度:技术是一定社会中的历史性存在,技术运用要顺应时空演进规律。
 
〔关键词〕马克思技术观,环境伦理,技术,自在尺度,人本尺度,时空尺度
 
〔中图分类号〕B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3-0023-04
 
技术首先是人们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生发于头脑中的科学方法与技艺理念,当把这些观念中的技术与人的自然力和为人所用的自然力结合时,就产生了作为生产力要素的技术,技术的发展构成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实体可见的作为生产力的技术与政治制度、行政体制、法律体系、社会意识等结合时又产生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技术。这就是马克思技术观念的三个层次。可以看出,技术的形态以及技术形成发展的每个阶段都离不开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技术的资本主义化逾越了技术的本性,给技术打上政治的烙印,这就是失度;技术与市场效益间缺失了人文关怀,给技术打上了纯粹经济的烙印,这就是失度;技术丧失了存在的时空,被剥夺了历史性的存在,这就是失度。马克思从自在尺度、人本尺度、时空尺度三个方面解决技术的失度问题。
 
一、超越异化思维:塑造技术的自在尺度
 
马克思对于技术的理解告诉我们,技术是在实践中自在的存在,而不是政治的或者意识形态的东西。如果给技术打上意识形态的标签,就会出现技术异化。同样,解决技术异化问题也不能依赖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生成。当技术“控制自然”的力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由自在意识上升为意识形态时,马克思展开了对“技术理性”的批判。首先,马克思敏锐地看到当时社会状况下,蕴含在每一种事物中的自己的相反力量。几乎同时期的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给予了文学的描述,“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可见,当时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心理感受与社会认知。技术异化以及异化引起的对人与自然的禁锢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来。机器被大规模运用于农业和工业,减轻了人们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但是劳动者的饥饿和劳累却并未减少。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似乎同技术的不断进步成反比例地减退。人们控制自然的能力增强了,每个人作为人的方面却削弱了,自然的人化水平提高了,人的动物性却发展起来。人们的生活世界成为技术殖民的世界,以机器的应用为前提的工厂生产“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马克思语)。本来应该为人所掌控的技术反过来控制了人,降低了人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也贬抑了自然的存在价值,将自然纳入其殖民范围。资本的本性同时葬送着资本本身,资本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并形成了自己效率第一、经济增长和物质主义的社会价值观,意识形态化的技术服务于业已成形的价值体系,生态环境损毁的成本并不在资本的考量范围。但是正如资本家与穷人都成为技术的奴隶一样,被技术殖民的环境同样既是穷人的自然也是资本家的自然。
 
技术进步本身是人类运用自然力的胜利,并且从总量上增加了人类的财富,但是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却让人受制于自然力,让劳动者变得贫穷,让资本持有者变得只有金钱。技术成为人类的禁锢力量。马克思技术观揭示出了环境伦理的自在尺度。技术作为人们头脑中的东西决定物质生产力的形态,它是自由存在于人们智力发展中的。技术的固化形式承载着一般社会知识,不断改良的机器表明人类的智力在不断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能力,表明人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不断地受到人们头脑和意识控制并发生改变。反过来,自然的和社会的生产力也不断地转化为知识的形式,成为人从事实践活动的直接手段;技术的自在尺度还因为它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思维之间的关系,正如马克思对“工艺学”(这是马克思描绘技术的另一词汇)的评价,他认为工艺学通过人对自然的行为方式,直接表现为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并进而成为人们社会关系和思想意识的产生根源。
 
资本主义的技术观正是忽视了技术的自在尺度,使技术具有异化的功能,从而发生人被技术统治的颠倒局面。后来哈贝马斯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现代社会,“技术统治”作为一种新的异化思维,割裂了社会生活中自我理解与交往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以技术的模式来取代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科技理性成为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科学技术的异化功能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直接侵袭了人类要求解放的欲望本身。但是,他把消除技术统治寄希望于去掉技术的异化,同样是忽略了技术的自在尺度,不能反映出马克思技术观的环境伦理尺度。在这一点上,卢卡奇犯了同样的错误,他把物化和技术异化的克服完全取决于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成熟。把自我意识当作“革命过程本身”,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等同于革命的实践。然而,脱离实践纯粹在头脑的框架之中显然是无法解决技术异化这个物质世界中发生的重大课题。只有把握好技术的自在尺度,超越异化思维局限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当今社会既不是马克思时代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达到“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而是阶层分化、利益分野的社会。技术进步不再是简单的增长人的自然力,而是通过人们的感觉和认知,再加以分析判断与反思,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条件融合起来,新的更先进的文明形态的建立需要先进的政治意识引导下的技术条件。马克思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意识统治下的技术条件,认为当时的任何技术进步都是人类发展的标尺和福音,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异化思维控制下的技术运用又不能过分乐观,因为最终将结出既不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又不利于自然持续运行的恶果。技术与能力的提高与人的生产力的提高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人的生产力的提高会促使物质生产日益变为对自然力的科学合理的支配。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技术可以让人的实践活动“科学”地对待自然;同时,技术又只是经济基础层面的东西,技术的滥用或误用又必须避免。尽管在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先进的,技术的运用担负着创造丰富物质基础的使命,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必定会将资本主义制度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会有更先进的制度和更革命的力量继承以前积累的一切社会财富,包括科技进步的成果。也就是说,要使技术发展的目的性服从于先进的上层建筑。因此,处于进步的上层建筑管理之下的先进的技术运用是环境伦理的一个重要尺度。
 
二、超越经济人思维:塑造技术的人本尺度
 
马克思看到了科学技术通过创造经济效益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特别是那些可以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技术发明。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当时每一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每一次进步,即使还没有被应用于生产实践的过程,马克思都会感到“衷心喜悦”(恩格斯语),那些改变人类发展进程和显著提升工业化水平的发现或发明就更为他所重视。因为人们首先要有相当充分生存下去的物质保障,才能谈论思想的解放和人性的自由。马克思的高明之处更在于他发现了这样一个真理,即技术产生与发展的全过程都是围绕人,通过技术手段创造经济效益只是人与技术关系中一个并非最本质的体现。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本身就是人本学的自然,它既通过工业生产与工业产品从实践上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又通过物质和精神的力量推动人的解放。人们并没有从人本学的角度理解技术,作为工业发展生成的人的对象性存在,技术表征着人的本质力量,它内在于人的心灵和头脑。但是,人们往往只是从技术外在的与人的功用关系来理解它使用它,忽略了它对于人的本质的表征。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技术的人本尺度,一是科学技术或者说技术通过人类全方位的实践进入人类全面世界中;二是技术中介了的自然界才是属人的自然界。技术是为人的,技术之为人是全面的。
 
资本主义的技术观正是忽略了技术的人文方面,而单纯地从外在有用性方面来理解技术,从经济人的视角来观照技术。一方面,只是把技术作为效益最大化的工具,忽视人的实际物质和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技术的自我完善来解决技术异化甚至人的异化问题,从而不加限制地放大了市场的贪欲,使经济与人的疏离感同向增长,并且技术的完善与人的解放也无法同步。物质变换断裂的问题集中表现了这一点。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利本性和垄断特质,社会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违背了自然循环的本质和规律,产生了无法弥合的裂缝,不仅造成当地自然物和自然产品的过度使用,而且由于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展开影响到更远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此处的“裂缝”就是指资本主义工农业生产中物质变换的一种“断裂”现象。正是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资本主义大农业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才带来了如此严重的物质变换“断裂”,农业对土地自然力的破坏表现更直接,工业则更大面积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蹂躏着人类的自然力。资本主义生产中技术的发展过程,就是土地和工人被破坏的过程,而此二者是创造一切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体。这种破坏还相互促进,工业化的农业产业制度让劳力和地力双重衰竭,后者让工业发展缺乏动力。技术臣服于资本直接表现为生产对价格的无上依赖,而与人和环境的真实需求的不断疏离。马克思举例加以说明:在资本主义前提下,农业被市场规律所控制,人们不是按照土地休养生息的规律来安排农业生产计划,而是根据市场农产品价格的高低来决定生产计划。这显然有悖于农业永续供应人类生存发展的本质需要。正是在资本“经济人”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技术不是服务于人的真正的、普遍的、自然的需要,而是一味地去追求交换价值,即利润,这必然导致人的异化,自然的异化,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断裂”。首先,大工业的发展,产业工人的大量需求形成了设施相对完善的大城市,农村人口流失严重,土地荒芜,肥力丧失;其次,农业也促成着同样的“断裂”,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在实现短期高效农业同时,也破坏着农业持续发展的地力根基。城乡对立加剧,永恒的自然条件被破坏。在工业化以后,“土地分配不再基于家庭的需求量,而是基于机器作用于土地的能力。人与土地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如今他成为自然的剥夺者”。〔1〕(P33)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断扩张和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必然割断了社会与自然之间自然的新陈代谢,从而阻滞了自然资源的再生产。人和自然之间无法进行持续的物质变换,人的存在与发展就失去了基本条件,技术也失去了可以依托的平台,人-技术-自然的整体性被解构。
 
马克思的技术观揭示出由于技术发展通过劳动而不断深化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其本质上应当是生态关系,而不是经济关系。只有把握技术的人本尺度,超越经济人思维,才能弥合“断裂”,将人—技术—自然置于一个整体主义构架中,实现自然的人性化的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超越抽象化思维:塑造技术的时空尺度
 
技术不是凭空存在的,它必然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之中,并且与人和自然的存在具有时空同构性。技术是一定社会中的历史性存在,这就是技术的时空尺度。首先,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也只有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产品日益丰富的过程中,人和自然才能得到日渐深入的救赎,因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2〕(P367)正是从这一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马克思肯定了技术的解放力量;其次,技术是变革社会关系的重要动因,并且这种变革要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通过实践的革命手段才能实现。确实,技术的关键性发展能够催生新的社会关系,人类运用工具的分类甚至可以划分人类历史的进程。而每一次根本的社会变革过程,都是一次人与自然的解放。从这个意义出发,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力量。因为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自然科学被直接用来服务于各种生产过程,具体地表现为风、水、蒸汽、电等自然力广泛地运用于人们从事的生产活动中,自然力表现为劳动的社会因素。相比较以前落后的人类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社会更大程度上挖掘出技术的解放力量,为人与自然获得全面自由积蓄力量;另外,技术的时空尺度还体现在更加具体的方面。在马克思看来,新陈代谢发生的前提是集约化的大规模生产与劳动,因为可以产生大量的生产和生活废弃物,这是循环利用的前提条件。不仅集约化的基础是技术进步,而且要想变废为宝,将废物再利用更要依赖先进的技术发明,技术进步通过机械方式和化学过程促成了新陈代谢。确实,生产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而只有同步推进技术的发展与运用,才使得大规模集约化的生产成为可能,这不仅为提高效率,节约自然投入成本提供了前提,而且为废物的回收利用,从而形成生产流程反馈环做了准备。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体上存在着将技术抽象理解,忽略技术时空尺度的问题,这也就是它注定要被超越的原因之一。资本为国家意识所控制以及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使得过多利用人力来加速环境元素的产生、发展到成熟,不论这个过程中人类运用了多么高明的科技与智慧(事实上确实有很多科技发明得到运用),都因为违反了环境的自然运行规律而给自然生产力的持久发展带来负担,甚至是永久的损坏。过度种植与养殖、人为改变生物物种的种群数量和生存领域,过量开采和使用煤炭、石油等矿产资源,都与自然发展的时间节奏不一致。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初期,由于违背了技术的时间尺度伴随着生态恶化、资源能源浪费与人们生存环境恶劣等一系列自然的惩罚性表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技术空间尺度的悖离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让人与自然生态不断疏离,人与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分离,与天然洁净的空气、水的分离,与可以用来休闲审美的自然环境的分离等。二是让人们的居住空间日益丧失人的本质,随着资本对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垄断与掌控,一无所有的工人和丧失土地的农民对生存空间的需求中,人的方面不断降低,阴暗狭窄潮湿和没有卫生保障成为他们的居住状态。三是让未来空间与当下生存出现断裂。资本主义生产对可持续关注的完全丧失是不可容忍的,因为这将最终使人类的生存失去动力。显然,如果对待自然采取急功近利的伦理态度,不只是对土地、水等生态资源,就是在使用矿产等自然产品时,过分夸大技术的空间运用,其后果都是自然与人的整体不可持续。
 
马克思技术观揭示出技术使用的伦理标准,即时空尺度。首先,技术运用要体现并符合时间运行规律。“时间因素在人与共同世界的交往中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生物过程有另外一个、通常是缓慢得多的、作为技术过程的时间尺度。”〔4〕(P118)其次,技术运用还要体现空间尺度。主要表现为与自然整体价值相协调。要认识到自然的整体价值,并以此为标准来规范技术的空间运用,即人类应在多大范围内向自然索取,以及在怎样的一些有差别的伦理层面上体现人对自然的伦理关照等。必须认识到,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其实质并不是否定技术本身,而是在批判脱离时空存在的技术以及技术运用,环境伦理必须有技术时空尺度的考量。
 
四、结束语
 
“环境伦理学的任务是为人类干预自然制定出一些可欲的和可负责的尺度标准”,〔3〕(P4)分析马克思的技术观可以提炼出这样的技术尺度。马克思认为技术发展水平可以用来表征一个社会的发展阶段,事实上他也从这个角度进行了人类社会的阶段性划分,但是他绝对不是把技术发展看作是推动社会变革的独立或决定因素。但是,当马克思把技术作为社会发展指标之一时,就将它纳入了他的全部理论包括伦理思想的视野之中,并且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直观本性的解析,将技术要求与环境要求的伦理矛盾呈现出来:攫取与自在,分解与完整,牺牲与保全。马克思技术观展现出的自在尺度,人本尺度和时空尺度为解决技术与环境的矛盾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方案。
 
参考文献:
1Robin Attfield. Social historyreligionand technologyJ.Enviromental EthicsVol31.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瑞士〕司徒博.环境与发展——种社会伦理学的考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辅助教学和学习的需要,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请与我们接洽。

Copyright shanxi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山西大学哲学学院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坞城路92号 邮编:030006
联系电话:0351-7010488 联系邮箱:zhexueyuan@sxu.edu.cn (晋)ICP备05000471号

学院订阅号

学院服务号

格致传媒